传统范畴的报刊舆论引导讲求“事实、观点一体化”，意即观点从事实中来。但网络舆论生态使相同的事实可能沦为不同甚至相反观点的证明材料。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事实被记录、呈现的方式并非唯一，二是忽略了价值观念的锚定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对新闻舆论工作而言，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作为目标及策略嵌入主流舆论引导实践，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体系以及相关实践提供了重要思路。

　　一、报道事实须凸显与阐释

　　人民群众日常“不觉”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认为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涌回现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舆论工作中价值观的引领和主体自觉，强调“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作为当代社会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主流舆论酝酿社会和谐生活的文化土壤，也是新闻舆论产生传播力的重要自变量。

　　“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表述来源于《周易·系辞上传》，指人们日常践行“道”但并未觉察之。明“道”是为更好地行“道”，如近期某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美术展中，红军将士们在一幅画作中被刻画得眼神空洞、神态萎靡，引发公众强烈反感。随意丑化、调侃、质疑、否定英雄个体或群体精神人格的现象并非个例，这种行为冒犯了公众的价值认同感，但百姓却又难以道出英雄集体人格价值的具体内涵，这就需要主流媒体对百姓“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予以明晰：维护英雄人格价值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国家的价值以及社会高尚的价值，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承载了国家利益和重要的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作为最重要的集体价值，英雄个体及群体代表了民族价值、精神的塑造者（民族独立与解放精神、爱国/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凝聚者，国家与集体利益奉献者、牺牲者），是国家制度与政治价值、政权合法化的来源（政党信仰及政治制度的维护者、践行者，政权合法性实践者、证明者），也是国家与民族集体记忆依托与未来生活的指引者、提醒人（“我们经历过怎样的苦难”“我们应该怎样奉献”“我们理想的幸福生活应该怎样”）。

　　价值观念的内涵并非完全固定，同一价值范畴在不同情境中会产生多元理解与阐释，媒体应向公众进行辨析、阐明。如公正价值观是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追求，而不同的事件所承载的公正内涵有所不同，需依托不同事件说清公正的不同“样态”，包括公正意味着“获益条件与机会的均等”、公正表明“所得待遇合乎其所享有的权利”、公正讲求行为结果“恒久不变地得其应得”以及人文关怀语境中的“先天条件最少者最大受惠”等。这样处理事实与价值观的思维，就是通过报道事实阐发与凸显“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强化舆论引导效能的重要策略。

　　二、舆论引导的主流价值观念

　　须根植于群众的“日常生活”

　　与将人的日常生活视为低级的、需要被超越的主张不同，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日常生活具有相对于政治、文化等非日常生活的优先性，因为“上层建筑时时刻刻都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着”。

　　价值和意义内在于人而非外界能够强加。作为评价事物好坏的标准，价值观念因应个体满足“为己”的需要构建。“共同价值观念”的表述提示这类价值观应是人民群众作为无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发践行、普遍认可的评价标准，是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在2025年初小红书平台的“中美网友大对账”中，网友所“对”之“账”都与日常生活相关：有人晒出高昂学贷账单，感慨美国大学教育压力；有人展示高额医疗账单，惊叹中国低廉的就医成本；有人讲述为孩子配备防弹书包，羡慕中国家长不需担心孩子在校安危。由此，海外民众真切感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造福人民的实效。尽管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囿于自身立场与价值观，不断渲染中国“落后”“崩溃”“威胁”等负面叙事，但这些与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评价相悖的舆论终将被各国人民所抛弃。

　　舆论引导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应反映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合理价值诉求。近年来与高额彩礼相关的纠纷不断发生，中央一号文件自2019年起七次将该问题纳入整治部署。高额彩礼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叠加：农业文明为传统婚俗提供了文化土壤，工业化带来的城镇高额安家成本与社会关系的商业逻辑化，放大了婚姻的物质诉求。彩礼异化现象与婚恋应有的感情、道德内涵间形成了日益加强的张力。2026年2月，湖南一位岳父在婚礼现场将18.8万元彩礼几乎全额返还，仅留下一百元用于讨彩头。这一文明婚嫁案例传播之后，不少网友却坦言现实条件下难以效仿。面对此类舆情，一些主流媒体摒弃道德说教，正视并理解群众相关言行背后的现实期待和精神向往，呼吁地方政府先做好增加女青年留乡就业岗位等现实工作，而后再开展观念改造。

　　三、价值观念引导应以群众

　　“日用”实践性为目标

　　判断舆论喧嚣中的价值观念应否被引导，刚性依据之一就是民生“日用”，它是社会生活和谐的“卤水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当主流媒体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缺乏“日用”实践效能时，往往被人民群众评价为“道德绑架”“低级红”“唱高调”。舆论亮明了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诉求点，不代表自动实现了“日用”的指导性、实践性，后者才是关键所在。

　　危急情况中的老人应否予以帮扶的话题，前一段时间又被“湖南祁东店主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引爆网络舆论。2026年8月24日央视网点评认为，“法律不能和稀泥”“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这也是网络舆论的主导性声音，但止步于此的价值观表达还达不到“日用”的实践指导效果。该类舆论中缺少了真正的主体发声，即对解决纠纷具有裁定权的执法、司法主体，他们的鲜明态度不仅是为民众解惑的定心丸，也是未来行动的说明书。但对于这些主体的采访，可能面临行业纪律约束，难以完成关键声音的采集。所以，舆论的“日用”实践目标有些情况下不是媒体行业自身就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在价值观的个体主导性全方位凸显的舆论环境下，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必须构成价值观引导的重要衡量标准。

　　价值观念根植于日常生活实践，其生命力在于能够为群众所“日用践行”。这就要求主流媒体从业者始终把握价值观念的情境性、实践性特征，坚持具体问题找准有说服力、有主心骨的发言主体发声，摒弃脱离现实的抽象道德说教，持续提升舆论引导的针对性、解释力与说服力。针对舆论高度关注的“旅客购票占座放置零食”事件，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8月21日发布情况说明，澄清了社会模糊认识：旅客虽实名制购买了车票，但在规定时间未检票搭乘该次列车的，未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约关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铁路运输部门对该乘客不再承担运输义务，列车司乘或管理人员收回对应的座位并予以重新处置。只是这方面的价值引导力度不够，舆论热度一过，“列车空余座位由工作人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之类脱离了法律前提的模糊认识又会重返类似的舆论事件。所以，“日用”的价值观引导是一个反复嵌入生活事件的过程。

　　（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3SK0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