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守望·驻目·远眺——聚自然文博之力 担文脉传承之责”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军，以及来自全国30余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围绕自然遗产保护、馆藏研究阐释、馆所协同创新、大科普时代自然博物馆的使命担当等议题展开研讨。
会上，徐星院士在主旨报告《自然博物馆的未来：标本、科研和社会需求》中谈到，我们已经进入大科普时代，当科普已经从展厅内部的展示活动，升级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业，博物馆究竟该承担怎样的时代职责，又该如何平衡保护、科研、公益运营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摆在国内所有自然科学博物馆面前的一道现实命题。
◆ 让博物馆站到知识生产的前沿
长久以来，在大众认知里，博物馆只是存放标本、供人参观、开展科普教育的场所。徐星院士在研讨会上，对这一固有认知提出了重新审视。“实际上，博物馆更是人类知识产生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平台。”他介绍，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所以拥有持久的学术影响力，关键就在于海量馆藏持续支撑前沿科学研究，研究与展陈本就是一体。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科研力量大多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很多博物馆坐拥珍贵馆藏，科研队伍却相对薄弱。在徐星看来，研究所擅长前沿探索，拥有先进科研平台；而博物馆的优势，在于海量藏品积累，以及更懂得捕捉公众关心的科学话题。唯有推进这种跨机构协作，博物馆才能跳出单纯转述他人科研成果的定位。
徐星在主旨发言中，提到了“原科普”这一概念，也就是由一线科学家直接产出科普内容，原汁原味传递最新研究脉络。“只有亲身开展科研，我们才有可能做原科普。”徐星表示，“如果博物馆本身不从事原创研究，就只能二次转述别人的发现。飞速迭代的知识体系，早已不满足于这种间接传播。”他期待博物馆从业者能够参与到当代科学探索之中，产出前沿成果，以此更好地服务社会。
就在本次研讨会上，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迈出馆所协同合作的关键一步，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大学签署三项合作协议。此外，三个联合研究中心也在研讨会上先后揭牌，其中，天津自然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合作重在深化古生物与馆藏标本研究；与河北大学围绕自然科学、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资料研究开展长期协作；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建的“近代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则依托北疆博物院中西交融的历史资源，搭建中西科学文化对话平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军对本次合作寄予厚望：“馆所协同正是补齐双方短板、扬长避短的可行路径，北疆博物院拥有独特的标本资源，双方共建研究中心，是一次值得推进的有益探索。”
研讨会上，南开大学李后魂教授分享的案例，为馆所协同的价值补上了厚重的历史视角。近代以来，许多在中国土地上采集得到的昆虫模式标本，最终入藏欧美博物馆。这类标本是新物种定名、分类研究最核心的依据，国内学者想要厘清本土昆虫物种谱系，常常要远赴海外查阅这批源自中国的标本。很多本土物种的基础分类学问题，原始的学术话语权长期留存海外。
李后魂谈到，北疆博物院是难得的特例，当年桑志华恪守“中国的东西，留在中国”，大量标本与原始文献扎根国内。而想要摆脱历史遗留的这一学术困境，仅靠单一机构很难完成，必须依靠博物馆与高校联手深耕馆藏、持续开展分类学研究，逐步拿回本土自然遗产的学术阐释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博物馆要走同一条路。徐星在报告中也作了区分：大型博物馆可争取引领部分领域研究；中小型博物馆不必强行自建庞大科研团队，完全可以依托自身特色馆藏，和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接入全国科研网络，成为知识生产链条里的一环。
这一系列动作，其影响也传至行业层面。研讨会当天，中国百年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地）联盟完成召集单位交接。该联盟成立于2024年9月，现有15家百年自然科学博物馆成员单位。天津自然博物馆作为首届召集单位完成两年任期，将联盟旗帜移交四川大学博物馆。今年恰逢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四川大学博物馆与北疆博物院又同始建于1914年，让这次接力多了一层纪念意味。从签约揭牌到联盟移交，传递出的信号是一致的：博物馆的使命不能止步于保存历史藏品，更要主动投身知识生产。
◆ 把前沿科学讲成故事
合作解决了“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如何把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大众愿意倾听的内容。
长久以来，博物馆被框定在收藏、展示、教育、研究四大职能里。徐星在研讨会上提出一个新判断：人工智能席卷生活的当下，博物馆必须新增一项现实社交功能。手机屏幕挤占了年轻人大量时间，不少孩子沉浸在数字幻境里，慢慢失去了触摸实物、观察自然的能力。“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很容易造成大脑退化，人未必会变得更聪明，反而会慢慢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依托真实标本、真实场景搭建线下交流空间，把青少年从电子世界拉回现实自然，已经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面向下一代教育的刚需。
“标本承载的不只是数据与知识点，更是人文故事。观众不爱听枯燥的学术条文，人人都愿意被动人的往事、充满启发的探索历程打动，博物馆正是讲述这类故事最好的舞台。”徐星说，“因此，博物馆要完成一次身份转型：从单纯的‘展品提供者’升级为‘知识产品提供者’。这里的产品无关商业文创，而是立足观众需求、依托一手科研成果打造的科普内容。”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从城市文化与时代变革的维度呼应了这一观点。一座自然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鲜明的文化名片，更是打通人类、自然与历史的关键纽带。智能化浪潮之下，学科交叉集成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流趋势，博物馆的教育使命也随之升级：不能只普及零散知识点，还要带领青少年读懂跨学科研究的底层逻辑，培养他们成为智能时代兼具创新能力与人文底蕴的建设者。“博古知今的时代正在再度崛起，博物馆要依托馆藏历史资源，让今人读懂过往，在回望生命演化的历程中建立科学视野。”
研讨会当天下午，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全新打造的“北疆讲堂”正式开讲，首讲嘉宾是周忠和院士。他带来《我们从哪里来？》主题分享，没有局限于自己深耕的古鸟类研究，而是从所有人共同的终极追问切入，以地质学、古生物学化石证据为骨架，梳理数十亿年生命分叉、演化的完整脉络，一步步解开人类起源的科学谜题。整场讲座把枯燥的演化史变成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现场反响热烈。
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李勇介绍，“北疆讲堂”将常态化运营，持续邀约顶尖学者登台授课。讲堂坚持一条核心原则：不空谈理论，紧紧围绕馆藏标本讲故事，把库房里的化石、文献，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科普内容，打造兼具高端学术高度与全民传播温度的文博IP（知识产权）。从馆所协同产出原创科研成果，再到依托“北疆讲堂”把一手科研内容转化为大众故事，一条从科研源头直达公众视野的传播链条就此闭环。
◆ 以高质量IP运营支持长远发展
内容有了，讲堂也开起来了，一座博物馆，靠什么把这种高质量的运行长久维持下去？
国家自然博物馆首席科学家孟庆金从行业整体现状切入，道出国内博物馆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少博物馆馆长都承受着不小压力，财政保障趋于收紧，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已经是整个行业需要共同破解的考题。在他看来，公共博物馆需要建立适度自我造血的能力。他以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熟运营模式作为参照：财政拨款保障机构基础运行；门票与品牌增值服务构成主要营收；社会捐赠、会员体系作为重要补充；文创、场地租赁、研学等衍生经营，更多是盘活馆藏资源的配套手段，并非生存支柱。孟庆金把这套模式的逻辑讲得很清晰：“以主业的成果创造出产品之后，又推向市场，那这个循环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标准的范式。”他同时提醒，国有公共文博机构必须守住公益底色，“应该注意回避一些企业化、纯商业性的行为，或者说趋利行为应适度”。
IP开发，正是这套循环里的关键一环。他以“中国恐龙”特展作为行业成功样本：2025年上海该展览集结118件标本展出，实现门票收入约3500万元、文创收入约600万元，项目获评全国精品展览。“中国恐龙就是极具潜力的自然文博IP。大型博物馆可以牵头，联合多家机构整合馆藏资源，共同打造这类IP。”孟庆金还介绍了国际上的场景化运营经验，沿着展厅叙事设置主题商店、小型展中售卖点位，让知识传播与衍生产品自然衔接，提升转化效果。
回到北疆博物院，孟庆金的判断是：“北疆博物院拥有得天独厚的IP开发潜质。它独一无二的百年馆藏、中西交融的博物馆历史，都是稀缺资产，藏品研究、陈列展览、学术活动、国际文化交流，都可以围绕这个核心IP进行系统规划。”但他也点出国内很多文博机构的共性痛点，当前不少IP打造停留在单次活动，活动落幕品牌积累也就中断，长期品牌资产沉淀不足。“IP运营是一套完整、长效的内容生产链条：从馆藏科研阐释，到展览叙事策划，再延伸至研学、文创、全媒体传播，各个环节彼此衔接、持续产出，才能不断积累品牌价值，支持博物馆长远发展。”
◆ 科学是记忆 是对话 是追问
会场之上，专家们谈知识生产、科学叙事、长效运营；会场之外，仅200平方米的专题临展《华蕴北疆——藏品背后的家国情怀》用有限的空间回应了整场研讨会抛出的命题。
据策展人许渤松介绍，展览没有按传统方式陈列化石标本，而是找到了一条独属于这批藏品的叙事主线——藏品生命史。“一件标本有完整的生命历程：从山野间被发掘采集，进入博物馆库房；经过定名、考证、研究，被赋予学术生命；再历经战乱动荡，由一代代学人接续守护，才留存到今天。展览循着这条脉络，把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发掘者、研究者、守护者的故事一一讲述出来，让沉默的标本开口讲故事。”
这个角度的新意在于：它不把展品当成结论，而把展品当成线索——观众看到的不是“这是什么化石”，而是“谁发现了它、谁研究了它、谁守住了它”。展览第一层回望野外发掘，重新还原王连仲、旺楚克等本土参与者的贡献，改变了过往将发掘功绩归于桑志华一人的固有认知。第二层聚焦学术研究，展示了秉志、阎敦建等13位老一辈科学家的标本与著述，系统汇总了他们与北疆博物院的渊源，证明北疆博物院自创办起便是联合科研平台，并非单纯存放标本的仓库。第三重回望烽火岁月，讲述裴文中在沦陷北平坚守科研，保护博物馆藏品的往事，诠释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裴文中现象”所承载的科学家精神。
这么多内容，怎么放进一个只有200平方米的展厅？许渤松坦言：“这个展厅有点狭小，厅两侧是北疆博物院百年原物老柜，柜体本身属于文物，不能承载展品，实物只能摆在柜与柜之间的空隙里，硬件条件处处受限。”但策展团队索性把限制变成了互动设计。“开展研学时，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去找一找文案中所说的展品在哪里，这是内容对形式的妥协，但换个角度来看，在参观中进行探索，更让人印象深刻。”这个设计恰好回应了徐星谈到的博物馆应承担的“社交功能”——让人们在真实空间里走动、寻找、发问，而不是隔着屏幕被动接收。
科学从来不只是知识。它是记忆，是对话，是一个社会对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共同追问。在北疆博物院，这个追问已经持续了一百年。而大科普时代要做的，是让它被更多人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