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1984年，中国、美国两位记者重走长征路，将二万五千里路上的历史过往和时代新貌展现给全世界的读者，创造了当代新闻史的奇迹，成就了不朽的新闻经典。

　　两位记者分别是《经济日报》的中国记者罗开富和《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二人基本上都是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前行，克服种种困难，跨越千山万水，秉持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无畏精神重走长征路，圆满实现了各自心中酝酿多年的心愿。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时42岁，当时是报社驻云南记者站的一名记者。出发前两年，他就开始搜集资料、研读党史和长征史，计划1984年10月中旬于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江西瑞金启程，耗时一年徒步走完全程。

　　历时一年，他在报社开设《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累计刊发300多篇报道，每一篇都是他用双脚丈量征途写下的真情实录。

　　一位中年记者，要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最大的有利条件是他身处和平年代。而回望当年红军长征时，前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堵，后有追兵，空中还有飞机轰炸，脚下是雪山草地、激流险滩，行军路上大小战事不断。英勇的红军战士既要征服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又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奋力杀出一条血路。罗开富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得到了沿途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一年时间里，沿途有近500名各族向导一路相伴，各地领导主动接待，向他介绍当地情况，提供帮助。当年通讯条件落后，他写的每一篇报道，每天都要从邮电局发出。有的山区邮电局还使用有线电台，常常会遇到线路不畅、信号中断的问题。过草地时，当地邮电局专门派出两名无线电员，背着电台陪他走出草地，完成发稿。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的许多篇目中都饱含着老区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情谊。当地群众仍清晰记得当年经过山村时在家中留宿过的老红军、老首长的名字，嘱托记者回北京后代为问好。罗开富沿着长征路线一路采访，亲身体会到战争年代党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接受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上世纪80年代依然健在的元帅、将军和老红军，通过每天的报道重温了昔日的战斗经历，既感慨追忆峥嵘岁月，又由衷地感谢罗开富与《经济日报》的用心记录。

　　300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质：兼顾历史与现实，既记录成绩，也直面问题。由于长征路上有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报道特意记录了少数民族淳朴本真的民风民俗，展现了长征路上多元的人文风貌。

　　我当年在经济部门工作，每天读《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我清楚地记得，当罗开富到达终点时，《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同志专程赶赴延安迎接，见到罗开富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凭借《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这一独家专栏报道，当年的《经济日报》声誉大幅提升，订阅量大增。而这一系列报道也成为载入新闻史的教科书级经典之作。

　　二

　　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获得过普利策国际报道奖，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二战期间，他深入苏联战地采访，写下经典作品《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创刊于1851年的《纽约时报》，在全球新闻界极具影响力，以客观报道、敢于揭露贪腐乱象著称，覆盖面与传播度享誉世界。由这份老牌名报的资深记者书写长征故事，本身便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

　　1984年重走长征路时，索尔兹伯里已是76岁高龄。他患有心脏病，体内还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他开始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壮举产生兴趣，始于1938年。那时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书中记录的历史深深震撼了他，让他向往中国，关注长征。二战时，他作为战地记者在苏联采访，与斯诺相遇，坦陈《红星照耀中国》对自己的影响；斯诺也向他细致讲述了在中国西北采访时的见闻，并告诉他还想续写长征故事的心愿。原本《纽约时报》计划让他在结束莫斯科的采访任务后前往中国重庆，但最终计划改变，他的这一心愿因此迟迟未能实现。

　　直到1984年，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到访中国。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采访，给予全力支持，专门委派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与外交部翻译全程陪同。老人年逾古稀，身体又不好，不可能像罗开富那样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我国政府便为他提供了各种车辆，全方位支持。这位勇敢的记者历时74天，穿过七八个省份，终于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心愿。

　　1985年，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迅速引发轰动。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续篇，是两位美国记者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对红军长征壮举的真实记录与深情礼赞。两部作品兼具史学价值、新闻学价值与文学价值，文字优美、意蕴深远，既是严谨的史学、新闻学专著，也是动人的散文佳作。

　　作为载入史册的英雄史诗，与长征相关的书籍浩如烟海。其中最早的权威史料为1942年编印的《红军长征记》。1936年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面向全体长征将士征稿，作家丁玲、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参与编辑、整理，最终将来稿编选成册。除此之外，还有1955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以及后来的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也收录了大量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这三本书收录的内容均为长征亲历者亲笔撰写，原汁原味，生动鲜活，是长征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斯诺和索尔兹伯里则是以国际记者的独特视角，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推向世界，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译本共31章、33万字，另附4万字注释，每一处记载、每一则实例均有据可查，严谨翔实、言必有证，是极具公信力的著作。索尔兹伯里通过挖掘全新史料，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史、军史研究内容。全书架构清晰、布局精妙，开篇第一章以红军出征时严格保密的史实设下悬念，命名为“月光下的行军”，引起读者的好奇；结尾最终章则将视角拉回当代中国，向世界阐释长征的终极意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以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走完漫漫征途，最终是为了让中国走出苦难、走向开放、走向富强。

　　索尔兹伯里的写作兼具文献考据与实地调研。他收集大量资料，潜心研读各类史料，逐一走访亲历长征的党和军队领导人、红军战士，以鲜活的口述史料激活静态的文献记载；同时沿用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实地踏勘长征主线、重要战场与关键事件发生地，在历史现场捕捉细节、激发灵感。正因如此，全书脉络清晰、细节丰盈、文笔流畅，兼具散文的灵动与诗歌的深情。

　　红军主要领导人在行军途中的故事，特别是毛泽东在长征中的战略引领作用，是全书的主要线索。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索尔兹伯里还原历史现场，详细描绘遵义城，再现遵义会议的过程，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思想碰撞与激烈争论，并在结尾处作出精准论断：“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罗开富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中美两位记者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踏遍二万五千里征途写下的传世之作。这两部作品的时代价值，恰如索尔兹伯里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当年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挥笔写下著名诗篇《长征》，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魄，彰显不朽的长征风骨。跨越百年，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