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沈阳故宫博物院，最想看的，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宫高殿低”格局。凤凰楼筑于近四米高的夯土高台之上，台上的寝宫比平地上的金銮殿高出一大截，据说是满族人昔日山中旧习，为避野兽、防范敌人。这倒是头一回听说，原来宫殿藏着一段这个民族迁徙的记忆。我在崇政殿前驻足，迎着日光看向黄琉璃瓦镶绿剪边的殿顶，可真正让我移不开目光的，是那些蹲在屋檐上的脊兽。

　　沈阳故宫的脊兽与北京太和殿的不同，殿檐没有獬豸、狎鱼和行什，反倒多了几分关外山野的朴拙。龙、凤、狮子、狻猊、海马、天马、斗牛，一字排开，打头的是一位骑凤仙人，衣袂飘飘，像是在赶路，又像是在回头望。后面那些小兽，蹲成一排，模样不似北京太和殿那般威严肃穆，透着一股子平易亲切。讲解员举着小喇叭说，这叫“五脊六兽”，是镇脊之物，能避火消灾。

　　所谓“五脊六兽”，即庑殿顶一条正脊搭配四条垂脊合称五脊；檐角依次蹲坐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斗牛等瑞兽，民间统称六兽，镇守皇家殿宇，也护佑着天下的安宁。屋脊镇兽的雏形可追溯至汉代，彼时宫殿正脊两端安置鸱尾，借水兽意象压制火灾。宋代《营造法式》首次对鸱尾形制、尺寸立下官方标准，明清两代由鸱尾向龙形鸱吻持续演化完善，至清代官式建筑规制成熟定型。千年的演变，说到底是因为老祖宗盖房子用的是木头，怕火也怕水，于是就在两坡瓦垄的交汇之处，用吞兽严密封固，防止雨水渗漏。

　　我沿着台阶往上走，午后的阳光打在脊兽身上，在琉璃瓦上投下短短的、圆乎乎的阴影。离得近了才看清，那龙其实并不威风，爪子按在瓦上，身子弓着，像一只被定住了的猫。狮子倒是张着嘴，可那笑里似带着苦，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咽了回去。凤的翅膀有些剥落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胎体。它们就这样蹲着，任由日升月落，风吹雨打。

　　沈阳故宫的脊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清廷入关之前，这里的屋脊上曾出现过猪、羊、狗。那是马背上的民族把自己的生活搬上了屋顶。猪羊本是寻常圈中之物，却被请上了帝王宫殿的制高点，这件事若放在中原礼制下简直不可想象。但后金政权不管这些，他们崇拜什么就供奉什么。随着清廷官式建筑规范的推行，尤其是在乾隆以后，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脊兽才渐渐退场。如今我们看到的沈阳故宫脊兽，已是乾隆以后与北京官式规制趋同的模样。但猪和羊的脊兽留了下来，像一道没被完全抹去的笔迹，标记着一段渐行渐远的来路。

　　倒是正脊两端的鸱吻热闹，张着巨口吞咬住正脊。民间说那是龙王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兄长张口吞住屋脊时，弟弟拔剑刺入其身，剑柄便永久露在脊兽背上。这故事里藏着血肉相争的狠辣，又带着几分孩童赌气般的荒诞，像是在屋檐上演绎一出永不落幕的旧戏。几百年风雨洗过，只剩两尊沉默的剪影，端坐在暮色与晨光之间，替一座宫殿守着说不尽的往事。

　　崇德八年（1643），六岁的福临在沈阳皇宫大政殿继承帝位。彼时他还是个懵懂孩童，又怎能明白“皇帝”二字的千钧分量。那时候，这些小兽，大概也是这般模样蹲着，看着这个从永福宫走出来的孩子，看着一个王朝刚刚开始的慌张。后来皇帝们去了北京，这儿就成了“陪都”，成了“留都”。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十次东巡，暂住旧宫，看看老祖宗留下的宫殿，阅览阅览典籍，然后又走了。小兽们还是在屋顶上蹲着，看人来，看人走，看柱子漆了新又旧，旧了又新。

　　“五脊六兽”这个词，后来在北方话里生了根。山东人说“五拘六受”，北京人说“五脊六兽”，都是形容一种尴尬的、无处安放的状态。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写过：“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一个“乱碰”，一个“不大好过”，把那种心神不宁、坐卧不安的滋味写得入骨三分。原来这词不单说闲，还说乱；不单说身体的困守，还说心灵的颠簸。更有趣的是，相传宋人吕蒙正曾有诗写这些高高在上的脊兽：“兽头本是一团泥，做尽辛勤人不知。如今抬在青云里，忘却当初窑内时。”追根溯源，再神气的脊兽，也不过是一把泥土。被塑了形，上了釉，抬上屋脊，便以为自己生来就在高处。风一吹，雨一淋，几百年过去，釉色剥落了，棱角磨圆了，它们又渐渐变回泥土的模样，沉默地蹲在那里，仿佛一段被风雨读旧了的碑文，再也无人辨认。

　　从沈阳故宫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黄昏把整座宫殿染成了一种温和的旧金色，像是给这些蹲了几百年的小兽，披上了一件暖软的衣裳。其实，我们这一生，何尝不是蹲守在各自高处的屋脊上，熬过霜雪，熬过孤寂，只为等到这一刻的澄明。此刻，满城灯火初上，檐角的小兽在暮色里渐渐模糊了轮廓。远望天地间，河清海晏，时和岁丰，原来我们穷尽一生守护的，不过是这灯火可亲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