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陈雍的新著《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他将此书归纳为“一个考古者对天津这座城市历史、空间与文化认知过程的记录”。陈雍1943年出生，出版有《说说考古》《考古何为》等专著。他曾多次到天津卫故城等重要遗址现场指导发掘与保护论证工作，相关发掘为国内“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提供了重要案例。
研究地域遗存
解读历史文化
陈雍的考古学术生涯始于1973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3年至1990年，他在吉林大学学习考古、从事考古教学；1990年至今，回到天津从事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淬炼，他走出了一条从理论中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理论架构的治学之路。他的学术视野和格局以考古学为纲，却又不仅局限于考古。
陈雍以“问津”“访山”“探河”“寻城”“踏海”五大章节来构建《考古天津》。动词+空间单元这样的体例设置，强调的是考古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实践特征，旨在用考古实践成果揭示人地关系演化，呈现天津独特的城市文化生态。
作为全书的导引，陈雍将“问津”视为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经的文化自觉。1998年，他在《天津寻根——天津考古四十年特展纪略》中写道：“多少年来，天津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几乎成为包括许多天津人在内的普遍看法。”“天津人在思考今后要到哪里去时，联想起过去从哪里来。”他在本书中回顾了天津考古七十余年的历程，从被认为无古可考的退海之地，到构筑起十万年以来先民适应环境的历史，千年以来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百年以来城市近代化和革命斗争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文化自觉与考古实践的相互催生中完成的。
面对不同命题，陈雍会将考古学置于更大的思维空间中。在上一部著作《考古何为》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特色考古学建设；构思《考古天津》时，他坦言：“需要打通考古学与人类学，更需要贯通学理与实务，最终实现阐释与保护。”若把《考古天津》当成天津历史文化的镜像，那么，人类学就是镜，考古学则是像，陈雍是在透过人类学的镜来看考古学的像。他说：“人类学研究的是‘现在人’，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人’。‘过去人’不存在了，考古学只能通过‘过去人’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去研究他们。”
业内常有人称陈雍为“老顽童”。他的思维很活跃，一切与考古有关联的，都愿意探索。如在对李嘴明清家族墓地的研究中，他提出的天津人来源及方言等问题，思维触角显然已接近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新人文史观范畴。以接受美学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我者”和“他者”意识的介入，才强化了考古学的张力，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探索性。
将考古研究成果
应用于保护实践
倘若中国考古学界如金庸小说般有门派，那“老顽童”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考古遗产派”高手。《考古天津》讲的是天津的考古遗产，对天津考古实践成果的认知、保护及利用。陈雍的知与行，与他的老师张忠培等前辈考古学家一脉相承，是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
“考古者不仅发现与研究考古遗产，而且保护考古遗产，保护考古遗产是考古者的历史责任。”他讲蓟州朝阳洞旧石器洞穴遗址、摩崖题刻、多宝佛塔，讲盘山、长城，都将其置于考古遗产视角下；他讲大运河遗产、明清海防遗产，也都紧紧围绕保护考古遗产展开。陈雍说，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构想的，天津考古“上山下海”。
天妃宫遗址是天津城市重要原生点的标志。在书中，陈雍首次回顾了遗址从发现到发掘，再到保护的全过程。《回忆天妃宫遗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更像是一篇“记者”陈雍从保护现场发来的“考古遗产诞生记”，因而具有一定的公共考古价值。
陈雍是在用考古实证精神去发现天津，守护天津。在《考古天津》中，不仅有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天津”，还有用考古眼光看到的天津。面对推土机，他对铃铛阁王家大院开展抢救性调查研究，这“是天津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天津城市和早期浙籍移民社区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价值”。在回顾甲骨文发现辨识重要坐标点马家店遗址的发现和保护的艰难历程时，他说，要再次呼吁加强马家店遗址保护，尽快实现遗址的科学展示与合理利用。
“建设天津考古博物馆体系”是陈雍作为一个天津老考古人的愿景。他设想，以“山、河、城、海”为核心空间单元，全面整合天津现有的考古遗产和博物馆，建设主题鲜明、点面结合的“一总馆+四主题馆区（天津城馆区、燕山馆区、大运河馆区、渤海馆区）”，实现保护与展示、研究与教育、旅游与文化传播的核心功能。
为城市梳理出
完整叙事逻辑
陈雍认为，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天津文化由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津派文化三个基本单元构成。“如果把天津文化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树根植入‘历史’，提供养分；树干长在‘地域’，布满水土的斑痕；树叶呈现‘津派’，不断长出新叶，结出果实。”此三元文化结构的物质集成，最核心、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天津。
对于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生前曾一再叮嘱：天津要立足整体保护，地上地下、长城运河，还有海河，都要纳入保护体系。找准历史文化的根，要在城市格局上体现出源流，然后再谈风貌保护，才能纲举目张。近代百年从哪儿来？是古今中西碰撞出来的。这点天津最具代表性。不能厚此薄彼，嫌贫爱富。
《考古天津》中的“津”，是指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山、河、城、海”，则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骨架，见证了城市的成长。山与海拱卫城市，河与城孕育城市，正如陈雍在评价白俊峰、尹承龙的《河城互动视角下的海河历史文化》一文时所说：“天津城市因河而生，依河而建，治河而安，用河而繁。在河与城互动中形成的海河历史文化，它的根深植在天津城。”
陈雍的“寻城”之旅包括三个维度：将以天妃宫遗址为核心的大直沽作为天津城市原生点，将天津卫城作为天津建城的标志点，将天津传统城区作为天津城市的生发点。他提出，天津卫故城遗址应作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要归返到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故居”中。他写下《城兮归来——天津卫故城遗址考古的重要意义》一文，以人类学的视角阐释考古遗产的价值，从建城与修城，写到拆城与毁城，再到鉴城与护城，跨越600余年，宛如一部天津城市命运的纪录片，一唱三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雍曾用“寤寐不宁”来表达自己对城市保护的关切。在《考古天津》中，他时常会在文章中加上一段段按语，用以强调为何要保护，如何保护等关键问题。如在《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几个问题》中，他通过正文和按语的组合，既指明了天子津渡遗址公园等建设对遗产真实性、环境真实性、知识层面真实性造成的误读，及蓟州北齐长城和“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传说是为旅游设计出的噱头，又进一步提出建议：用“文化”替换“遗址”，改为“天子津渡文化公园”。
在完成《考古天津》的写作后，陈雍写下了一段布莱希特戏剧般的旁白——城市的记忆深藏在遗址里，考古者从中唤醒“过去”，让考古发现成为鲜活的遗产。这份遗产，是城市的魂脉，既塑造着当下，也孕育着未来。我们今日的探寻与守护，是为了将文明的火种与选择的权利，传递给后人。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我们需要这样的接力，因为这座城市还在生生不息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名城就像一部承载天津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津派文化研究的物质载体，须倍加呵护之！陈雍希望能用考古书写出“天津人从哪里来，天津文化从哪里来，天津城市从哪里来”，为城市梳理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完整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