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黄金水道，不仅承载着南北交通的重任，更孕育了沿岸灿若繁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老手艺人的绝活面临失传，当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日渐疏离，我们该如何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记忆？
近日，一本名为《AI活化千年运河：大运河非遗档案与数字化设计》的新书引起了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天津理工大学周雅琴教授多年来深耕非遗活化与数字设计领域，她提出并以实践验证了一套可落地的办法：让AI（人工智能）成为非遗传承的“数字学徒”，用技术的力量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先把大运河沿线那些非遗里藏着的讲究、图案背后的老故事，都整理成AI能“读明白”的数字档案，从而使AI画出来的东西“不跑偏”，更能精准生成带着地道老味道的新图案，相当于在非遗的文化密码和现在的人工智能之间搭了一座桥。
搭建一座横跨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桥梁
记者：在您的新书中，选择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切入点，探索大运河非遗的活化利用，这个融合点是如何找到的？
周雅琴：这要从两个非常现实的痛点说起。一方面是非遗传承的“两难”：大量深厚的文化“密码”——那些纹样、图谱背后的隐喻与寓意，大多存在于传承人的心中和手稿里。他们“心中有谱，手中无器”，传统的手工复刻与创作效率难以跟上时代；而我们的年轻群体，对于静态的、相对厚重的非遗档案，主动了解的兴趣又比较薄弱，这让“活态传承”遇到了瓶颈。
另一方面是技术的“断层”。自2020年后，人工智能工具爆炸式增长，很多非遗传承人很感兴趣，觉得AI绘画工具很好，但实际一用，发现“它画不出我们的东西”。问题出在哪？市面上的通用大模型，极度缺乏高质量、懂文化的非遗专业数据集。它们不知道杨柳青年画里娃娃脸上的红晕为何是那个形状，不理解景泰蓝的缠枝莲纹承载的礼制与气度。它们甚至会生成带有“吸血鬼”元素的蝙蝠图案，这跟我们象征“福气”的吉祥寓意完全相悖，产生很多有“塑料感”、没有文化灵魂的图像。这会造成对传统文化的曲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感到有责任也有必要去弥合这道技术与文化的鸿沟。所以我们集结多年的理论研究、实践案例和AI实验成果，写了这本书，希望能搭建一座横跨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桥梁。
记者：您怎么看待AI的介入对非遗传承中“守正”的影响？“文化稀释”是大家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即技术会不会反过来冲淡甚至曲解文化？
周雅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关键，也是传承人最初最大的疑虑。这种稀释感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创作主体”的稀释，原来这项技艺只有少数人在做，如果AI也能无限生成，那传承人的独特性会不会消失？二是“价值边界”的稀释，如果大家都能通过AI参与创作，那非遗传承人安身立命的技艺，其价值是否就被摊薄了？
我的观点很明确：如果我们教会AI的是真正的传统文化，那它不仅不会稀释文化，反而会成为文化最得力的传播者和守护者。AI的角色，是“效率工具”和“科普助手”，而不是“取代者”。
我常打一个比方：工业革命带来了纺纱机，代替了手摇纺车，但它只是提高了纺织的效率，并没有改变织物材质的美感、造型的艺术、色彩的搭配。同样，AI可以帮助杨柳青年画的传承人生成符合新题材的线稿，把耗时数月的创意构思缩短到几分钟。但刻版的深浅、套印的层次、手绘的晕染——那些赋予年画灵魂的手作温度与生命力，仍然牢牢掌握在传承人手中。年轻人喜爱文创，但他们也越来越珍惜有“人手温度”的独特作品。当传承人借助AI开拓了新题材（比如为廉政教育创作新画谱），他们的手作作品会因为内容的新颖和思想的深刻，反而更具吸引力和市场价值。
至于“守正”，这是我们做所有数字化工作的“文化红线”。AI活化，必须以“非遗知识图谱”为基础，必须对文化背后的礼制、民俗、信仰系统进行结构化梳理与解译，让AI在创作时有“据”可依，不脱离传统根脉。比如，龙纹的形制、某些吉祥符号的使用法则，必须作为“伦理底线”深深嵌入模型。我们追求的，是形式的创新，而非文化内核的篡改。最终，我们希望孕育出一种可生长、可互动，同时拥有文化“保真性”的“数字生命体”。
记者：您提到的“文化隐喻系统”是个很有趣的概念，能否用一个具体例子说明，AI是如何理解和传承这套“密码”的？
周雅琴：这正是我们研究的核心。每一种非遗背后，都有一套独特的“文化翻译系统”，我们称之为“文化隐喻系统”。比如，风筝上常见的“三条鱼”图案，现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年年有余”“金玉满堂”，这没错，代表了富足。但它的源头，是一个更深远的教育寓意“学足三余”。
这个词出自《三国志·魏志·董遇传》“董遇劝学”的典故。董遇告诉学生，读书要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意思是利用冬天、夜晚、雨天这些空闲时间来读书。后来，“三条鱼”的图案就被用来隐喻“学足三余”，鼓励人们珍惜光阴，勤奋向学。
这中间的寓意迁移，从“时间的余”到“物质的余”，本身就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流变。问题是，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播和普及，更古老、更深层的文化密码可能会被遗忘。传承人忙于制作当下热销的“年年有余”，也可能渐渐淡忘了“学足三余”的源头。
而训练有素的AI，可以成为一个“活字典”和“解码器”。当一个年轻人想让AI生成一张鼓励孩子好好学习的图片时，模型不仅能生成“三条鱼”的图案，还能自动解释：“这是源自‘董遇劝学’典故的‘学足三余’图案，寓意要珍惜空余时间，努力学习。”这样一来，一个深埋故纸堆的典故，一个即将模糊的图像寓意，通过AI的“翻译”和“生成”，被瞬间激活并传播开去。AI不仅没有稀释文化，反而以一种高效率、可交互的方式，将文化密码从“心中谱”变成了“手中器”，让这套隐喻系统得以更广泛、更准确地传承。
赋予非遗一颗共生数字心
记者：现在很多品牌、企业都在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对非遗进行商业化开发。您怎么看待这种“共创”？其中潜在的误读风险该如何避免？
周雅琴：我觉得“共创”可以分为好几个层面。最基础也最广泛的，是全民参与的“数字共创”。比如大家去博物馆，不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可以用手机拍下文物，用豆包这类AI工具去提问：“这个图案有什么含义？”亿万用户的每一次提问和互动，都是在帮助AI模型更好地学习、校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这看似微小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鲜活的数据搜集与训练闭环，能让AI更“懂”中国文化。这是让大众从“文化旁观者”变为“数字共创者”。
更高层面的，就是您说的商业与文化的合作共创。这首先是个积极的信号，说明传统文化IP（知识产权）具备了市场吸引力和流量价值。但这里确实存在风险，如果仅从商业噱头出发，容易造成对文化符号的浅薄解读甚至误用，最终可能导致“文创”变“文伤”。
我认为，健康的商业共创必须引入“第三方”——专业的研究者或文化专家。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甲方（商业体）提供商业洞察和市场渠道，乙方（非遗传承人/机构）提供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丙方（文化专家）则负责把控文化转译的“红线”与“边界”，确保创新是在尊重和理解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专家要能清晰地界定：什么是可以创新的形式，什么是绝不可篡改的内核。三方协作，才能在商业成功与文化保真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引发争议的文化误用事件。
记者：在您的书里，为几十项大运河非遗项目都量身定制了AI活化建议，比如为“皇会”构想沉浸式VR体验。这背后的设计逻辑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数字化给非遗带来的新“舞台”？
周雅琴：这正是我们从“研究者”走向“设计者”的尝试。我的专业背景是设计学，所以我思考的不仅是如何“保护”，更是如何“呈现”与“连接”。
以天津的“皇会”为例，它是一个依托妈祖信仰的盛大民俗活动，震撼人心，但它受制于特定的时间（非公休假日）、固定的空间和有限的人流承载力。这种“瞬时性”和“在地性”，限制了其文化影响力的扩散和经济价值的转化。
我们提出用VR/AR/MR（虚拟/增强/混合现实）技术来再造“数字皇会”。这并非要取代真实的现场体验——那是无可替代的文化震撼。数字方案的核心价值在于“破界”与“深耕”。它能打破时空限制，让游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沉浸到那个仪仗辉煌的场景中。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体验从“围观”变为“互动”。体验者可以“走”进队伍里，近距离观察精美的銮驾仪仗，甚至可以与虚拟角色互动，了解某个器具的来历、某个仪式的寓意。
这样，一次热闹的巡游活动，就转化成了一个可深度体验、可反复访问、可传播分享的“文化数字产品”。它不仅能服务于博物馆、文化景点的升级，也能嵌入线上文旅平台，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消费形态。当文化内容通过数字技术被“产品化”，它的受众覆盖面、体验深度和商业转化效率都会极大提升，反过来又能为非遗的传承提供更坚实的经济支持和传播动能。
记者：所以归根结底，在您看来，AI之于非遗，最终的愿景是什么？
周雅琴：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非遗数字心”。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档案库，而是一个包含三大核心的、动态的生命体。
首先，它根植于“非遗知识图谱”，这是它的文化DNA。图谱里结构化了图像、文字、技艺工序、文化寓意，确保一切衍生都有“文化锚点”。
其次，它拥有“用户反馈的迭代闭环”。模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吸收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和创意，加载新的内容，产生既符合传统文脉、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实现自我进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内置了“严格的文化伦理底线”，守护着那些不可触碰的文化红线。
当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非遗在数字时代就拥有了全新的生命形态。它不再是博物馆展柜里凝固的标本，也不是需要小心翼翼捧着的易碎品。它是一个可生长、可互动、有底线的“数字生命体”。AI是赋予它生命活力的工具，而文化的魂，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流淌在我们共同守护的基因里。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能真正实现大运河非遗、乃至所有中国非遗的“永续活态传承”。让科技语言诠释传统之美，用新的媒介延续千年文脉。最终，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条璀璨文明长河中，既心怀敬畏的传承者，又手持新工具的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