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学者杨无锐的哲学随笔集《其实不识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珍藏版。杨无锐生于1978年，南开大学博士毕业，现为美国加州高级管理学院（CIAM）博雅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欧亚学院“回声学者”。在《其实不识字》这本书中，作者以解读汉字为线索，完成了一场向内而行的自我探问。

　　自以为熟知的一切

　　又呈现出全新面貌

　　45岁之前，我的生活轨迹清晰而简单：先是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从小学一路读到博士；随后是十八年的教书生涯，在大学讲台上驻足。近来，生活转入一个新阶段，我旅居海外，姑且称之为“漫游时代”。

　　德国作家歌德曾创作长篇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包含《学习时代》和《漫游年代》，笔下的旅程壮阔而深邃。我的前两个阶段，自然无法与之相比，它们平实，甚至有些单调。教书年深日久之后，一种想要从既定角色中退开一步的念头，逐渐萌生。我开始像个旁观者一样，反复思量“文学教育”这件事本身——它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带来了什么？这些持续的观察与内省，构成了我最初提笔时真切的材料来源。

　　坦白说，我并未主动起意要写一本围绕“识字”的书。这个主题，源于我的好友、编辑伍绍东先生的提议，像是一道命题作文。然而，在三十岁出头的那几年，我内心确实涌动着一股非写点什么不可的冲动。那时，我阅读了康德、托克维尔、C.S.路易斯等人的著作，开始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所接受的全部教育。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为完成学业，涉猎的古籍不算少。但就在那几年，一种新的视角，仿佛一束意外透进的光，照在熟悉的书页上，使我过去自以为熟知的一切，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这种对生活、对知识的新感受让人亢奋，我必须找到一种形式把它们说出来，赋予其形状，内心的波澜才能平复。恰在此时，绍东的约稿来了。我想，选题不如撞题，就是它吧。书写完，取名《其实不识字》，倒恰如其分地描摹了我当时的感受：一种自以为知后的恍然不识。

　　因此，这本书只是偶然地以汉字作为切入点。驱动它的，并非一个预设的学术主题，而是我当时的生命困惑。我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什么具体的知识、学问，而是某种让人统摄知识、学问、生活的视角。视角不同，我们看待知识、学问、生活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视角一旦转换，所见的世界便全然不同。

　　我那时可能完成的任何写作，本质上都是一次笨拙的自我清理：尝试去辨认和审视自己观看世界、理解生活时所依赖的那些未经检视的前提。写作的初衷既是清理困惑，过程便必然伴随着思考。但我始终警惕，不让思考变得矫饰或浮夸。

　　真正有生命力的思考

　　必然扎根于个人经验

　　有人问，你融合了训诂、哲学与生活体悟来解字，如何保证准确？说实话，我没下太多考证的功夫。关于汉字的学问，可谓浩如烟海，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对同一个字给出不同解释，并非难事。如果准确是指唯一的答案，我不相信存在这种东西，也不追求；如果准确是指言出有据，那倒不难，我也大抵做到了。

　　坦白说，把一本讲汉字的书写得看起来博学并不难。从汉儒到清儒再到现代文字学，材料多到会令作者绝望，而这绝望也能被烹制成令读者眩晕的盛宴。可我从不认为自己写的是一本关于汉字学问的书。我唯一关心的，是借着写作清理自己。若说有什么方法，那方法可能就是“我自己”。无论讲故事、讲道理，还是引古书，我只问一句：眼下写出的这个句子，是让我更清晰、更安心，还是更混乱？

　　书中那三十个字（如天、仁、时、终）的筛选，并无一定之规。驱动我的，是那个关于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困惑。即便不以汉字为线索，不以中国文化为场域，我想谈的仍是这些。那几年，我在康德等人的西方思想里游荡一圈后，再回首重读中国古书，忽然觉得，美善是相通的，丑恶亦然。人，是美善与丑恶的容器。选字的标准不在字里，而在写字的人心中。

　　从“天”始，至“终”止，这个序列有其自然浮现的逻辑。起初，只是一团模糊的感受与表达的冲动。动笔后，依赖直觉判断：这段像，这段不像。写得多了，直觉沉淀为一种结构感：此处缺一环，彼处多一块。最后，则带着无法尽善尽美的遗憾与良心上的阵痛收笔——这篇还能更好，那篇已无力回天，罢了。

　　写作中，挑战最大的是“道”“本末”“名”这几篇。它们直指困扰我多年的核心问题。我越发感到，生命中有些东西，是想不清楚的，生命、生活，离不开“想不清”的托底。

　　写作当然伴随着思考这个动作。但我不想把思考弄得矫揉造作。我始终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思考，必然扎根于个人的真实经验与困惑之中。思考者需要坦诚面对并接纳那个具体的“我”。反之，任何有意无意遮掩这种私人痕迹的思考，都容易变得不值得信任。我也认为，个人的思考需要在一种公共的空间里展开，才能获得更完整的价值。因为它总是期待着外部的回应，无论是共鸣，还是有益的辩驳。

　　写作是一种自我教育

　　激活内心具体的“我”

　　书成之后，它便有了独立于我的生命。读者的反馈千姿百态，喜欢的理由与不喜欢的理由，都常在我意料之外。这次《其实不识字》再版，我不得不重读旧作，最大的感受是：许多地方写得太用力了，像第一次穿西装的人，处处透着在乎，也因此处处僵硬。

　　除了修订文本，我还增加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附录。编者指出书中有几处重复，建议优化。我思忖再三，决定保留原貌。当年的疏忽或偷懒，也是生命旅程的一部分，值得被记录。

　　我深深感谢这本书。在它之前，写作对我而言更多是谋生的工具；从它开始，写作成了我生活的工具：为生活而写，为厘清自我、获取“活着的气力”而写。我是一个懒惰且胆怯的人，写作和阅读，是少数能为我注入气力的事。

　　《其实不识字》这个书名，指向的正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意义识读”障碍。它与我的其他作品如《十九日谈》《亚特兰蒂斯的水手》一样，都源于同一个困惑的源头，都试图为同一个困惑的生命，找寻可以依凭的气力。

　　对我而言，写作，无论以何种面貌出现，都是一种自我教育。我最近选择离开大学，或许是本性使然。我常在那些效果热烈的课堂之后，感到巨大的空虚，甚至自我憎恶。我渐渐明白，我只想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学习者。

　　至于如何以古典资源应对现代问题，我的思考路径或许更私人：古人强调的读书法，其核心正是千方百计让书与自我发生关联。朱熹说过，读《论语》后若还是从前那个人，便是白读。所以，关键不在如何激活传统，而在传统如何激活每一个具体的“我”。

　　在数字媒介重塑一切的时代，我们确实在用浏览能力替代阅读能力，用表态冲动替代深思熟虑。克服这些“症状”的前提是自觉：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不表现于键盘，而表现于行动；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负责任的选择和行动。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并非人与文字的连接，而是人与人的联系。许多深刻的教诲，无论是倡导慈悲，还是呼唤爱他人，最终都指向这份具体而温热的人际关联。若说实践途径，我想，把工作当成道场，在其中真正地“看见”他人，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就好——责任是生命的养料。至于人工智能，我心中常浮现一个疑问：我们是否准备好，或者说是否愿意，让它来承担责任？

　　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美籍奥地利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书。他被尊为“管理学大师”，我试图从一个略有不同的角度进入他的思想世界。我想借他的一句话表达我此刻的内心世界：“年轻人，将你的理想主义、世间恶事加之于你的烦恼，以及你对未来美好的渴望，全部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吧。”这或许也是一个识字的人在认清“其实不识字”之后唯一能做的，也是最实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