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由天津市作协、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主办的“海河之子，珠江寻根”——王松长篇小说《橘红》新书分享会，在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举办。

　　台上粤韵悠扬，凄美婉转的唱腔与商帮会馆的雕梁画栋奇妙交融，台下的作家王松安静地聆听。“这不是巧合，是回家。”他对记者说。《橘红》以粤剧和中医为线索，串联起天津与广州两座城市的百年风云，而天津广东会馆恰好是故事中粤剧北传的“登陆点”。从事文学创作四十余年，王松的小说以题材多元、叙事手法创新而闻名。而这场特别的“回家”，正是我们走进他文学世界的绝佳入口。

　　从数学的“囚徒”

　　到文学“晚成者”

　　王松说自己是“生长期长，成熟期晚”的作家。这话放在他的人生轨迹里，恰如其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道光，照亮了他在宁河插队的日子。嗜书如命的他，小学一年级便开始读长篇小说，初中时尝试写诗，文学是他的理想。但填报志愿时，父亲坚决反对他学中文。“我上中学时喜欢数学，记得淘到一本苏联的数学考题，里面有许多有趣的题目，我当成智力测验来做。当父亲反对我学文学时，我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数学。”王松回忆说，“可真进了大学数学系才发现，我是天马行空的创造性思维，不是那种能沉下心琢磨逻辑的人，真要是钻进去学数学，我就不是王松了。”

　　大学里的王松十分活跃：参加迎新晚会表演，给同学拍照片，冬天滑冰，夏天跳舞，还是乐队的小提琴手，却唯独在专业课上提不起兴趣。1982年，大学毕业时，他激动得在宿舍里拉起小提琴，琴声里既有一种“终于获释”的欢欣，也藏着茫然——四年“刑期”结束，然后呢？此时，他再度萌生了写作的想法：“反正没有学习压力了，不如把脑子里那些奇怪的念头写出来。”

　　回望早年的作品，他一点儿不给自己留面子，“我不是那种‘才华像汗一样往外淌’的人。”那个阶段他发表小说超过百万字，但心里却清楚，那多是靠硬功夫堆积出来的，胜在下笔勤、写得多，可要说里头真正的文学分量，还差得远。

　　“那会儿写东西多半是‘撞’。”王松回忆道，“今天冒出个念头，就写这个，明天换个想法，又写那个，自己心里也没个准谱儿。”他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不同的心情：迷茫时，文字透着混乱；理性时，叙事变得规整。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回顾家史，家中那位从荒唐少爷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叔祖父给王松留下深刻印象，他就此写出不少抗日题材的作品。而插队时历经的磨难，则是他成长中的心结，因此他的“知青小说”总透着隔阂与反抗。

　　20世纪80年代，王松读了海勒、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但读得越多，越觉得这些作品和我隔着一层。可能是因为译作多用书面语吧，不够生活化。”他渐渐明白，中国人说话有自己的习惯，无法替代。

　　“好小说得有自己的腔调。比如讲一个故事，是用粤剧、京剧、评剧还是河北梆子？用广东粤剧唱《杨三姐告状》肯定不对。”王松比喻道，“可这个腔调在哪儿呢？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索性先按自己说话的习惯去写，这种下意识的探索，渐渐成为王松的标志，有编辑评价：“读王松的小说，就像听他坐在对面说话，带着他自己特有的节奏和习惯。”

　　一场大病让王松被迫停笔，也让他静下来思考。2000年病愈，他重新提笔，从中篇小说《阳光如烟》开始，接着是“三红”系列——《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让他感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腔调，找到了自己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创作开始顺畅起来。

　　而更深刻的转变，是他与过往经历的和解。敏感的童年、苦涩的青春，甚至被他视为“蹲大狱”的四年数学系时光……所有这些曾让他耿耿于怀的人生片段，都渐渐融汇成一种深沉而从容的力量。甚至当年他所排斥的数学思维，也成了他解析小说叙事空间、完善小说叙事策略的工具。这大概就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与过去的一切握手言和，走向更开阔的远方。

　　深入了解人的内心世界

　　才有资格去写那些故事

　　2022年，王松的中篇小说《红骆驼》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对此他的反应很平静：“说实话，我连评委是谁都不知道。报奖的事都是杂志社在操办，我只负责签了个名。”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王松领完奖就回来了，生活如常。他后来总笑着跟朋友说：“如果一定要说鲁奖给我带来了什么变化，那就是领奖时，我不小心把脚崴了，韧带受了不可逆的伤，不能完全恢复，开车也能开，但不能开太远啦。”

　　淡然并非轻视。他家中的书房设在安静的阁楼上，楼梯边有个书架，鲁迅文学奖的证书和一尊从西北带回来的铜骆驼摆件并立。“我进出书房时，一抬头看见它，心里会想，这就是我付出的回报。我还要继续下去，该怎么写，照样还怎么写。”他说。

　　《红骆驼》的创作源自偶然。王松受邀到中国核城（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代号四〇四厂）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那里是中国核工业的起点，是一片在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区域。出发前，他并未预设创作目标，只是抱着收集素材的心态。可当他踏入当地那座特殊的博物馆，目光触及展厅里一字排开的铜像时，内心感到深深的震撼：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那些在中国核工业史上如星辰般璀璨的名字，以铜像的姿态静静矗立，他们的眼神坚毅而执着，仿佛凝视着戈壁滩上的烽火与荣光。

　　座谈会上，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端坐席间，他们清一色是当年北大、清华、哈工大等顶尖学府的高才生，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悉数奉献给了这片荒原。他们谈起当年戴着大红花奔赴戈壁的激情，谈起因辐射导致的病痛，言语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对事业的坚守，以及对奉献的坦然。这些复杂而真挚的情感，像一记记重锤，砸在王松心上。

　　回程前一天的黄昏，王松独自走到河边，看着大漠落日慢慢沉入地平线。“那是胭脂色的。”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那种颜色的太阳。”

　　几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在去往西沙群岛的舰艇上，王松写完《红骆驼》的最后一个字，走上甲板看日出。戈壁落日的颜色与南海上的朝阳重叠，是一样的胭脂红。他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王松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细节从何而来？他说：“用双脚去寻找。”这个答案背后，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场”哲学。写作对他而言，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想象游戏，而是一场用身体和心灵进行的双重探索。他的“在场”，有时需要付出极大的坚持。多年前，为采写发生在舟山群岛的一桩旧案，他辗转找到一位内心满是挣扎的船老大。登上渔船后，因为晕船，他胃里翻江倒海，“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苦不堪言。整整三天，在摇晃的船舱里，他一次次与船老大推心置腹。看着眼前这位豁出命的作家，船老大叹气道：“你这个人，蛮拼的。”终于缓缓说出往事：一个背负命案的逃犯，在岛上隐姓埋名，与他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公安干警追来，他在情与法之间反复煎熬，最终选择了指认；而那人后来在狱中寄信给他，言语间没有怨恨，只有释然，甚至说：“如果有下辈子，咱还做兄弟。”这些都成了王松小说的重要素材。

　　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王松依然选择奔赴远方。这是他写作的信条：“你必须真正深入并了解他们的世界，才有资格写那些故事。”他常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一段话：当诗人甘果瓦向乞丐国王克洛潘介绍自己是一位诗人时，对方回应：“那不就是把人家的事情写给人家看，还找人家要钱的人吗？”这话像一根刺，扎在王松心里。他不想成为那样的“诗人”，他要创作的，是必须亲自走到、看到、触摸到之后，生发出来的故事。

　　以文学连接天津与广州

　　《橘红》跨越百余年历史

　　谈起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橘红》的创作，王松说：“它像一株植物，是慢慢长出来的。”这部连接天津与广州、跨越百余年历史的小说，是一场历时三年、往返两地二十余次的“自然孕育”。

　　一切始于花城出版社的约稿电话，希望这位北方作家以“外地人”的视角写一部与广州相关的小说。“让一个北方人写广州，就像让外地人写天津，能写出地道的、准确的感觉吗？”王松担心落入“歌颂城市”的窠臼，更怕自己难以真正理解岭南文化。直到出版社表示“只需与广州相关，无其他要求”，他才松了口：“就当是一场文化探险吧。”

　　动笔前，王松没有急着搭框架，而是先让自己沉入广州近代百年的烟火里。至今他书房仍挂着津、穗两地的大幅地图，那是他查阅史料、标记地点的见证。哪条老街曾是百年前的商道，哪处建筑藏着一段往事，他都要在地图上反复核对，找准历史坐标，再亲赴现场，寻找时光留下的痕迹。

　　每次赴穗，他都提前做足功课，到现场后，一头扎进那些少有人留意的角落。沙面的斑驳光影、粤剧舞台的婉转唱腔、老药铺里的草木气息、寻常人家的声响，全都被他一一收入心底。后来，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陈诗泳感叹：“王老师，您知道的地方，比我这个广州人还要多啊！”

　　“我似乎听到了这株植物在我心里拔节的声音。”王松这样形容。他不急于把故事框定，而是想让它像一团烟气，飘成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他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故事自会生长。果然，责编陈诗泳提供的信息，让他在史料中有了意外发现：原来粤剧曾通过广东商帮北传，在天津的广东会馆登台。这条真实的历史“脐带”，一下子将两座城连了起来，也让他心中模糊的构想骤然清晰。《橘红》的魂，就这样在一步一履、一页一卷中无声地展开了。

　　贯穿这部小说的两条主线——粤剧与中医，本就交织着王松与两座城市的因缘。于广州，是他少年时听红线女唱片的记忆，那软软的又带劲道的咿呀之音，虽然词句听不懂，唱腔却莫名印在了他心里。后来，王松在一本旧杂志上看到红线女与马师曾的合照，一代名伶的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于天津，则是浸入生活的戏曲、曲艺滋养。他自幼听河北梆子和评剧，那韵律早已成为他感知世界的底色。而中医，则是他最大的爱好之一，也成了巧妙串联天津与广州的文化引线。

　　王松说，这次写作带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是让他重新认识了天津。天津早点“左手拿大饼夹馃子、右手端一碗豆腐脑”的随意、匆忙，对照广州茶楼里“一盅两件”（一壶茶配两碟点心）以及“直落”（从早茶一直喝到下午茶）的精致、悠闲；河北梆子调门儿的高亢、激越，对应了粤剧意韵的婉转、缠绵。这些具体的差异，让他理解了天津独有的气质——那是由老城厢的烟火、租界区的洋派与工业区的厚重共同构成的一种杂糅而坚韧的生命力。

　　通过创作，王松不仅看到了津粤两地的差异，更触摸到了中华文化深处同源共流的血脉。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场写作之旅超越了小说本身，它让这位曾经对故乡有些疏离的写作者，转身成了这片土地的深耕者。而对天津那份曾经模糊的情感，也在一次次的离去与归来、对照与凝视中，变得深沉、真切，终于落地生根。

　　今年，王松迎来了自己的“戏剧年”——《橘红》被广州话剧团改编为话剧，将于11月公演；《暖夏》与《红骆驼》也分别被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和北京曲剧团搬上舞台。期待这位作家的文字在南北不同的剧场里同时生长。

　　对话王松

　　坐得冷板凳

　　以作品说话

　　记者：您经历了从数学到文学的跨界，数学给了您怎样的馈赠？

　　王松：最大的馈赠，是教会了我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解析小说的叙事空间。写小说光有激情和灵感是不够的，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必须有清晰的空间感和结构感，不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我举个例子，拓扑学里有“同胚”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像正方体、球体以及多面体这些形状，不管外观差别多大，它们内部任意两点间的连线都不会超出这个物体本身。我把这个概念用在小说叙事里。当然，这些馈赠是我后来才领悟到的，当年学数学的时候，就只觉得是在“蹲监狱”。

　　记者：您如何看待时下流行的人工智能写作助手？它会威胁到文学创作吗？

　　王松：人工智能是工具，我认为不会威胁到真正的文学创作，因为它写出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之前有过这样的例子，用人工智能仿写唐诗，平仄、格律、对仗，都很工整，挑不出毛病，但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人写的，为什么呢？因为缺少意境。诗的灵魂是意境，小说的灵魂则是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复杂反应。那种微妙、矛盾甚至带着冲动的瞬间选择，是一个人全部生命经验的爆发，怎么模拟呢？

　　我觉得，用人工智能写作的人，大多不是真心热爱文学。文学的核心是创造，是你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用自己的情感血肉，去铸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去塑造鲜活的人物。写完一部作品后，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和成就感，是任何工具都替代不了的。当然，对于作家来说，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是不容置疑的。

　　记者：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您会给他们哪些建议？

　　王松：想走写作这条路，先问自己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你是不是真热爱？第二，你是不是真适合？这两点千万别混为一谈。热爱是兴趣，适合是天赋和适配度。比如说，我喜欢芭蕾，但我没法上台表演，个人爱好和职业所需的天赋、能力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一定要记住孙犁先生的话：“文学是一条寂寞之道，文学事业是寂寞者的事业。”你需要坐得住冷板凳，得有长期耕耘的耐心，别被“一举成名”的神话迷惑，那些看似光鲜的成绩背后，全是看不见的废稿与煎熬。还有一点要提醒朋友们：别急于自称“作家”。作家不是职业，而是对创作成就的认可和称号。踏踏实实地做个“写作者”，用文字积累，用作品说话，而不要靠头衔去撑场面，去炫耀。

　　（图片由王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