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有载：汉高祖五年，刘邦赢得楚汉之争，统一天下，同时废除了秦朝那套繁琐的礼仪。然而，少了礼仪章法约束，昔日那些并肩作战的功臣开始在朝廷上“酗酒争功，狂呼乱叫，甚至于拔剑击柱，无奇不有”，刘邦不胜其烦。后经儒学大家叔孙通制定礼仪规范，朝廷秩序才渐入正轨。

　　什么是礼？礼到底有什么用？深耕中华礼制历史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汤勤福，在本书中回到礼成于俗的历史文化源头，分析了传统礼仪类别，以及礼制的特征、演化和变迁，礼仪之邦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华礼制在多元世界的位置，还探讨了传统礼制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和途径。字里行间，干货满满，读来有醍醐灌顶之感。

　　《论语》有云：不学礼，无以立。俗话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汤勤福认为：“礼最初不是制度，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习俗（或称习惯）。这种原初习俗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礼是伴随着各民族发展而发展的。最初的礼可能只是来自于人们的某种习惯，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公俗。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握手礼，据传只是双方为了表示手中没有暗藏武器。需要指出的是，礼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习俗，先于“制”，并无等级之分。只是统治阶级需要，一些礼俗于是上升为制度。一旦这种礼俗升级为礼制，那么就出现了等级观念。这点其实不难理解，同样以握手为例，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领导可以自由选择和谁握手，而作为下级，如果主动去和领导握手往往显得有些草率，谁尊谁卑，一目了然。

　　汤勤福将中华传统礼制发展从时间维度划分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及元明清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形成的初级阶段。当没有阶级之分的礼俗被统治阶级利用后，往往会上升为统治手段。为强化统治，一些帝王还会脑洞大开地创造一些所谓的礼制，其目的无非是寻找“皇权天授”或“君权神授”的所谓自然法则。西汉王莽篡位后就曾创立“祭天的南郊礼仪”，本质上就是“尊君抑臣、伸张皇权”，不过他的这一创举因未能得到尊儒大臣的支持而告败。

　　毫无疑问，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礼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千百年来，中华礼制的血脉中早就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汤勤福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礼制受到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互的，汤勤福称之为“礼制的开放性”。以北魏孝文帝为例，他力主“大量采纳汉式礼仪，加速了北魏的民族融合步伐”。而视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唐宋时代，对外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礼仪并没有一拒了之，反倒“主动吸收外族礼仪，形成体大思精的礼制体系”。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力举包容吸纳，所以唐宋文化迅速走向繁荣，步入巅峰，甚至成为邻国仿效的榜样。

　　相比之下，问鼎中原后的元代在传承中华礼制方面树立了负面形象。元代对汉族礼仪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其结果自然是很难融为一体。同是北方民族南下，清廷对汉代礼制则选择边吸收边改造。当然，清朝在礼制方面仍旧显得过于僵化陈腐，其一再强调的跪拜之礼，后来在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时成为外交争议点。古今中外，因为外交礼仪引发的争端屡见不鲜。

　　如前所述，礼既然有礼制，自然也有非制之礼，即礼俗。礼俗虽然不是制度，但在规范社会公德秩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汉书·艺文志》中载，孔子曾云：礼失求诸野。自古以来，上行下效，上层机构力推的礼制往往为中下层乃至民间积极效仿。汤勤福指出：“唐宋既是中华传统礼制专制主义思想的高峰，同时又将礼制向基层百姓扩散，这被学者称为‘礼仪下移’。”

　　汤勤福对“礼仪下移”现象倾注较多笔墨，这是因为，“礼仪下移”往往成为“礼失求诸野”的重要历史源头。“礼仪下移”现象中，除了日常的上行下效影响外，一些士大夫还会私下撰写礼书，有的礼书是“对儒家礼学经典的注疏、答问，供其他人参阅”，有的则是“为下层士大夫或庶民编写的礼书，这就是书仪、家礼之类通俗礼书”。“这种涉及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强调从俗行用的私家礼书，即便缺少文化知识的下层庶民百姓，稍加解释也可理解并接受。因此，私家礼书在将礼仪向广大民庶传播上作出了贡献，普及了日常礼仪，使这些礼仪深深植入民庶之中”。“礼仪下移”现象“并不是要违背国家礼仪规范，恰恰相反，它们对国家礼制坚决维护，只是根据社会现实做了某些可以让步的简化权变，以争取广大庶民行用相关礼仪”。总之，“礼仪下移”现象的出现，为礼制传承保存了草根血脉。

　　回溯历史，中华传统礼仪肇始于农耕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大浪淘沙，一些糟粕早被淘汰，如遭人唾弃的跪拜之礼，还有饱受诟病的守制之礼。汤勤福指出，中华礼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法律、社会规范、道德修养，实际上深深隐藏在礼仪背后的礼义已成为一种凝聚人心、安定社会、被广大的各族民众认可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是中华先人的生命经验和生存智慧”。换句话说，礼，本质上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今天我们回顾中华礼制的发展历史，实际是在追溯文化软实力凝聚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