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犁文集》（补订本）中，有一则孙犁致王林的书信，内容是感谢王林赠戏票，让他有机会看了《刘巧儿》。写信的时间只署“星期五”，编者在前面加了“1949年”几个字，这应是一种据推测标注的时间。如果了解《刘巧儿》在天津的演出情况和孙犁信中关于剧作的信息，就会知道“1949年”的标注或是有问题的。

　　刘巧儿的故事源于1944年陕甘宁边区发生的真实事件“封棒儿婚姻诉讼案”，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古元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木刻版画《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刊登在1944年10月9日的《解放日报》。1945年袁静将其改编为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除“马专员”不变外，封棒儿改为“刘巧儿”，封彦贵改为“刘彦贵”，张柏儿改为“赵柱儿”。剧目上演不久，陕北艺人韩起祥又将其改编为鼓词《刘巧团圆》。1949年北平解放，评剧凤鸣社主演新凤霞受新歌剧《白毛女》启发，根据韩起祥鼓词本排演关于刘巧儿的新戏，并在北京天桥演出，沿用了韩起祥《刘巧团圆》的名字。1952年，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重排这出戏，将剧名最终定为《刘巧儿》。1953年10月，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在台词、唱腔上做了一些改编后，将评剧《刘巧儿》改编为秦腔本。由于秦腔的地域性特点，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的《刘巧儿》未在天津演出。孙犁在信中使用了《刘巧儿》的剧名，或可以确定他在天津看的是评剧《刘巧儿》。

　　评剧《刘巧儿》在天津演出的时间，也是勘定孙犁写信时间的一个关键。

　　1949年，新凤霞尝试排演刘巧儿的戏。基于对剧情的理解，他们“从‘真实’上找办法，大家都穿破旧的衣服，因为群众都是穷人，刘巧儿也是穷人，只有地主王财主穿的好点。是‘活词儿’，当然就很粗糙，调子大多是哭腔”。这种改编用的是“幕表戏”形式，“那时候我们没有导演，也没有美术设计，没有剧本就写一个提纲编‘活词儿’，各自编各自唱，各自琢磨各自的调子”（新凤霞：《评剧〈刘巧儿〉的创作过程》，《戏剧报》，1955年第2期）。演出时演员根据听众反应临时加词或减词，所以每场演出细节上都有出入。整体来看，这个阶段《刘巧团圆》的戏剧结构、角色及唱腔基本固定了下来。在看到袁静的《刘巧儿告状》剧本后，新凤霞她们对这出戏又进行了重排，因改编过程中受旧戏程式影响较深，尽管观众喜欢，但仍觉得不理想，所以，1950年，当首都实验评剧团成立，演出地从天桥搬到市内后，这出戏暂时不再排演。

　　《刘巧团圆》在天津的演出情况，我们可以将王林的日记作为一个佐证。作为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天津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剧作家，王林出于职业需要，较重要的影剧演出，他都要到现场观看，并在日记中作详细评述，所以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1949年1月至1952年5月间在天津演出的各类戏曲、话剧、歌剧、电影的情况，有传统戏曲，如评剧《九件衣》，有解放区来的新戏《王秀鸾》《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也有反映新中国建设中先进人物的话剧如《郝建秀》，此外，还有一些苏联和国内新拍的电影。王林这一阶段的日记，没有关于刘巧儿戏的任何记录。

　　这样看来，孙犁信中所述内容与1952年版的《刘巧儿》似乎更为吻合。

　　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后，全国兴起了宣传热潮，一些文艺作品应运而生。1951年5月，新凤霞将之前刘巧儿戏的一些唱段以《刘巧儿告状》专辑形式灌成唱片，受到广泛欢迎，很多观众呼吁重新上演《刘巧团圆》。刘巧儿戏的传播效果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决定以袁静的《刘巧儿告状》为底本，由王雁执笔将其改编成适合演出的评剧剧本，并邀请夏淳担任导演，张尧、苏丹担任美术和灯光设计，重新排演这部戏，剧名最后也由《刘巧团圆》正式改为《刘巧儿》。1952年春节，新凤霞携评剧《刘巧儿》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看完戏，接见了新凤霞，对《刘巧儿》予以高度评价。自此，《刘巧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红火的剧目，开始走出北京，进入天津等地演出。

　　从《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纸的“影剧分类广告”可以看到，《刘巧儿》在天津最早的演出广告出现在1952年6月8日，广告词大同小异：演出地点在中国大戏院，“首都实验评剧团新凤霞领导全团七十余团员演出”，10日夜演出全部《刘巧儿》，11日夜演出全部《刘巧儿》，12日夜演出《艺海深仇》。6月15日，《新晚报》创刊，随即也加入了《刘巧儿》的演出广告行列。

　　循着《刘巧儿》的演出广告我们了解到，新凤霞与她的“首都实验评剧团”在天津演出的具体时间为6月10日至26日，计17天，演出剧目有7种，除《刘巧儿》外，还有《艺海深仇》《小女婿》《小二黑结婚》《杜十娘》《红楼二尤》《祥林嫂》等。《刘巧儿》共演出7场，其次是《小女婿》4场，《艺海深仇》3场，剩下的都是1场。6月20日的演出预告中，6月22日安排的是《小二黑结婚》，但在22日当天，剧目被《刘巧儿》临时替换，从中可以看到《刘巧儿》受欢迎的程度。

　　孙犁在信中明言，此次观看得益于王林的“赠票”。《刘巧儿》之所以有“招待演出”进而有“赠票”，有多重因素。一是它为宣传新《婚姻法》而重排，塑造了一个敢于追求婚姻自主、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先进人物刘巧儿的形象，与新《婚姻法》对妇女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紧密结合起来，是文艺与政治的一次成功互动。二是新凤霞在京津地区是家喻户晓的名角。三是新排《刘巧儿》采取导演制，舞台设计、唱腔设计都有新探索，是戏曲改革的又一新成果。由此邀请天津各界名流，举办一次专场演出，既凸显了官方对《刘巧儿》的重视，又强调了它的学术意义。王林6月10日看过《刘巧儿》后在1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看了新凤霞剧团的《刘巧儿》。这戏是根据陕北盲艺人韩起祥的鼓词改编的。有个性，有故事，入情入理，又能充分表达出新人物新感情。演唱都好！据说毛主席很欣赏。群众也欢迎。堪称目前杰作杰演。”这一评价已经说明了它的特殊性。因此，在17天的演出中，剧团特拿出一天，即6月23日，进行“招待演出”，各报纸提前三天作了预告：“招待演出，概不售票。”虽然广告中没有说明演出剧目，但这种招待演出有《刘巧儿》应是很合理的。以和孙犁的个人关系以及孙犁作为天津文协副主席的地位，王林为他找一张“赠票”应当不费什么事。当然，这种赠票也带有某种官方性质，其意义与为普通戏迷找一张票不可同日而语。从现有资料看，1952年在天津首演之后，新凤霞及其剧团未在天津有大规模公开演出评剧《刘巧儿》的信息，倒是天津本地的评剧社团，如民艺剧社、益民剧社、艺文剧社、进步剧社、复兴剧社、前进剧社等，自7月一直到年底，不约而同地在天津的大小剧场开始演出《刘巧儿》，著名的评剧演员陈桂秋、李文芳、筱玉芳、高艳敏等纷纷加入其中。其后几年，这样的情况也不断出现，但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演出规模、演出影响，都与新凤霞及其剧团难以相提并论，加之没有官方的组织、推广，很难组织进行一场“概不售票”的“招待演出”。由此我们或许不难判断，孙犁拿到的“赠票”大概只能是1952年6月23日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专门写信感谢王林的原因。

　　孙犁信中所谈剧作内容，也与新凤霞的这次演出吻合。孙犁写到，“巧儿演剧，自以过桥及采桑两场为好，盖其得天地之自然，能歌舞并进。其哭调采用越剧，实较京剧及评剧为真切。伴奏也好”。过桥和采桑两场的内容，在王雁执笔的评剧版本中分别是第四场和第十场，袁静的秦腔剧中，则是第二场和第十场。对比袁静秦腔版《刘巧儿告状》，这两场是评剧改编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内容，在舞台、唱腔设计、伴奏器乐选用上，都体现了创作者的匠心。孙犁在信中从布景的自然、唱腔的感染力以及伴奏的有效烘托三个角度评价了《刘巧儿》这两场戏，言简意赅，却是知心之论，也印证了孙犁所观，应是新凤霞新排的《刘巧儿》。

　　通过以上说明基本可以确认，1952年6月23日，星期一，孙犁作为嘉宾观看了当晚的“招待演出”；6月27日，星期五，新凤霞剧团离开天津后孙犁给王林写信，谈了观剧感想，对赠票表示了感谢。那时，王林正在天津郊区的军粮城蹲点、体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