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解放战争中，智取城防图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地下党员形成接力，最终由交通员赵岩将处理过的城防图送到解放区。城防图所抵达的解放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遥远，出天津城区经静海，再过青县、沧县，就到达了泊头。
泊头距离北平、天津都近，又处于津浦铁路和运河沿线，商贾云集，市面繁荣，便于隐蔽且又交通便利。其早在1946年就已解放，又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故而1948年4月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迁至此地，不久改为华北局城工部，这里也成为党对平津两大城市地下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
如今在泊头信誉楼商场旁侧，还能看到城工部旧址的一座青砖凹形院落。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时候，为拍摄纪录片《曙光》，我曾随摄制组来此。这座山西风格的建筑起初是晚清阎姓商人所建当铺，后来曾为直隶第九师范学校和省立九师附小的校址，后又做过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国民党交河县党部，城工部迁来之后，门前挂着“华北建设公司”的牌子以遮人耳目。不止这一处地方，当时城工部的领导和骨干分子多在周围居住，还在运河东岸租房多处用作接待来客的招待所，在左近多个村庄驻有训练班。当地人热情地称泊头为“华北小延安”，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称呼——“老家”，带着亲切的、由衷的情感。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更是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即使冲破重重阻力，也要奔赴那里。
1948年暑期，华北局城工部在泊头举办了一个200人的学运骨干训练班，分为平津大学组以及北平中学组和天津中学组，历时一个多月。城工部培养了很多干部从事地下工作，按照保密规定，互相之间不接触，外出戴围巾、口罩，为此还自创蜂窝式培训法。那时上课并无教室，在大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了如蜂窝一样。老师、学员互相都看不到。
我在城工部旧址的纪念馆看到了介绍这一情况的展览图文，不由惊叹，即使是在解放区，党的工作也遵循着如此严格的纪律，这就是地下工作的特征。
从城工部旧址回津后，我们采访了曾经的地下党员、时年102岁的作家周骥良先生，他是著名实业家周叔弢先生的侄子，我们听他讲述了当年地下党在天津争取民主人士的往事。当时拍摄了他书柜里的书籍，其中一本小说题为《我们在地下作战》，我问他书的内容是什么，主人公原型是谁，他回答说是刘仁，我有些吃惊，因为那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未及深问，但无论周老的回答准确与否，都可见曾任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影响。
平津战役前夕，在平津地区活动的有“北系”“南系”两套党的组织，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工作，在两大城市中开展地下斗争，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打响，已归属华北局领导的平津“南系”学委书记黎智到城工部接受刘仁部长的任务。黎智身着蓝布大褂外罩坎肩，头戴棉毡帽，乔装改扮成老乡的样子，乘坐大马车，越过关卡到解放区去，和送城防图的交通员走的是同样的路线。
黎智原名闻立志，他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子，1946年内战爆发，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坚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遭杀害，此即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彼时闻立志正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告知了他这个惨痛的消息。此后他随“南系”组织调至平津地区，奔走在两座城市之间开展地下工作。
在城工部，刘仁指示天津“南系”“北系”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又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黎智任书记，大战前夕的诸多工作由此展开。
在天津解放前大约两个月，“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持续获取军事情报，参与护厂护校，统战、策反、分化、瓦解敌人和团结争取民主人士等。解放战争中的“天津方式”虽然最终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在其内部和细处，也有许多和谈、劝降的过程，其也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一方的斗志。
我们采访了不少曾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后代，如曾任华北局城工部秘书长的于致远和金爽之子于铁丘，娄凝先之女娄向丽，张淮三之子张奎元等，但是并未拍摄到在城工部工作生活过且亲身经历了天津解放的第一代地下工作者，诚为憾事。然而就在那不久之后，我接到另一个任务，采访我的同事——天津市档案馆退休干部齐羿同志，那时才发现她即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是从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走向天津的进城干部。
齐羿原名齐振民，1931年10月出生于天津，从1942年1月起至1948年11月，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的小学及中学。1948年6月入党，此后，她曾瞒过家长掩护妹妹齐振勋去解放区学习，齐振勋去的地方就是在泊头的学运暑期训练班。那时候姐妹之间不知道对方是否入党，但都互相支持着。
齐振勋到华北局城工部只是短期培训，而是年11月，年仅17岁刚读到高三第一学期的齐羿，就到那里去参加工作了。当时她从事文秘工作，刻钢板，油印天津地下党的资料，晚上就住在罗云家。罗云原名张云襄，在学委负责接待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罗云的爱人杨英时任城工部副部长，分管天津方面工作，就是他对时任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的王文源下达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平津解放前夕，城工部机关一分为二，刘仁带队奔赴长辛店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杨英带队到达胜芳准备接管天津的工作。齐羿跟随杨英的队伍来到胜芳，距离她的家乡天津又近了一步，之后她跟随着解放大军重返津门。
那时前面还打着仗，进城干部就在解放军后面跟着，齐羿他们乘坐一辆大卡车，车开到小营门，那是进城出入口，他们看见从那往外拉死尸、拉俘虏。他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步行往里走，天已经黑了，没有电，没有灯，就摸着黑往人堆里挤。当夜，他们在澡堂子住了一晚，吃带着的小米面饽饽，就着在胜芳买的果仁儿，条件虽然艰苦，但苦中得乐。
齐羿的回忆和天津解放的种种文献资料相印证。现在，天津的很多进城干部已相继故去，齐羿是为数并不多的健在者，她是从炮火里走回故乡天津的。
我在采访时问过齐羿，是否认识黎智，她说不知道。这符合党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规范，当时平津党的机构在“南系”“北系”之外还有“地方系”之分。齐羿受“地方系”学委书记左建领导，这一部分的主要成员是中学党员。“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在迎接天津解放的历史时刻，齐羿恰恰去了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而天津解放之后不久，黎智就调到武汉工作了。
齐羿和妹妹齐振勋都是耀华学校“未名学习会”培养的革命骨干，这个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中涌现出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在这个学习会的耀华校友曾常宁的一张题字照片。曾常宁的父亲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曾延毅，她趁机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等重要情报。天津解放前夕，曾常宁用雪球在墙上摆出四个大字：“迎接光明”，并拍摄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是那些心怀曙光、迎接光明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历史的见证。
90多岁的齐羿至今还能吟唱当年所唱的进步歌曲。我记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歌词：“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享福？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受苦？民主的政府老百姓享福，法西斯的政府老百姓受苦……”这样的歌曲简单好记，直抒胸臆又循循善诱，故而能传唱至今。这其实就是人心向背的体现，正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任何战争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军事斗争，刘亚楼将军后来也曾这样说过：“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泊头，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惊涛骇浪中的一个站点，历史的大船在这里稍作停驻，运筹决胜，然后就又驶向了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