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2月视察天津时提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作为近代中国北方工商业的发源地与重要枢纽，天津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了独特而深厚的工商文化基因，其中既包含合于天下工商发展之道的“崇信重义”价值坚守，又有聚合多元文明共生之境的“海纳百川”包容格局，还有适合时代发展之律的“守正创新”变革勇气，更有符合自我立场与民族大义的“爱国担当”家国情怀。这“四合”文化基因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基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挖掘这些基因的时代价值，对于推动津派文化传承发展、实现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崇信重义 “合于天下”的精神内核
“合”之基石，在于诚信。作为近代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复杂的贸易往来和频繁的资金流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信用体系之上。因此，“崇信重义”始终被视为天津百年工商业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
“崇信重义”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所谓“崇信”，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诚”这一价值理念的传承，又符合现代工商业发展对契约精神的极致追求。“崇信”既是对客户的诚信不欺，也是对伙伴的守信履约，更是对市场规则的内在敬畏。而“重义”则体现了工商业交往中超越利润的价值追求。20世纪初，随着各种银行不断建立与繁荣，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金融作为工商业资金融通的核心枢纽，其有序运转更需超越单纯逐利的价值共识。天津工商业者在与银行业的交往实践中，将“重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具体的行业准则，形成了对“义”的多层诠释：以诚实守信为前提，不逾越底线；强调“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突出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以当时在津设立的中国银行为例，其出纳结算业务等始终以严谨、规范著称，形成了以“铁账本、铁算盘、铁款”为代表的“三铁精神”。
“崇信重义”文化基因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被赋予了新内涵，从传统的诚信为本升级为信用赋能现代化发展模式。天津依托这一基因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天津近年来在食品等重要行业领域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将传统的“口头承诺”转化为可视化、可验证的“数字信用”，既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也为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崇信重义”基因还体现在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对诚信企业在行政审批、融资贷款、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推动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本地区“诚信为本、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二 海纳百川 “合于万方”的交往之道
“合”之胸怀，在于开放。“海纳百川”之合，不是被动接纳，而是主动借鉴、消化、再创造。正是基于这种包容胸襟，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格局，始终保持着与外部世界对话、交换、互动的活力，为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海纳百川”在天津百年工商文化基因中首先体现为“中西文明的兼容”。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英法德等国租界的设立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侵略，当然，在客观上也输入了蒸汽机等先进生产技术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宏观层面上，20世纪以来天津远洋运输以及辐射华北的铁路网逐渐发达，作为中西方文明碰撞的成果，有力提升了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时极大地推动天津与华北腹地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微观层面上，天津工商业在当时涌现了如范旭东、周学熙、宋则久、宋棐卿、李烛尘等一批实业家，成为民族工业的典范。其次，“海纳百川”的工商文化基因体现为“多元主体共生”的特质。天津作为移民城市，汇聚各地商帮。由于不同商帮有着差异化的经营风格，天津总商会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制定统一行业规范，推动不同商帮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发展，最终形成了覆盖棉纺、化工、航运、金融的完整产业体系，使天津在民国时期成为北方经济中心。
在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海纳百川”文化基因逐渐衍生为“协同开放”的新型区域发展范式，构成天津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主动承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转移，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在对接“一带一路”中，天津既吸纳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又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将百年前的“通商口岸”升级为新时代的“开放高地”。这不仅延续了天津百年工商业“海纳百川、合于万方”的文化特质，更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逻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创新实践样本。
三 守正创新 “合于时代”的发展基因
“合”之智慧，在于应变。“合于时代”的关键动力就在于“守正创新”。这是天津百年工商文化的活力源泉，体现了天津工商业者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推动产业变革的勇气与智慧。
天津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诞生之地”，率先引入电报、铁路等西方技术，中国第一座机器铸币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这诸多“第一”的名号，足以彰显近代天津在工商业发展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天津工商业者正是以“守正”之心坚守实业报国初心，以“创新”之举突破种种技术封锁，最终实现质的飞跃。在工业方面，永利碱厂创始人范旭东，在当时西方断言“中国不能生产纯碱”的背景下，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最终凭借侯德榜创立的“侯氏制碱法”，于1926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袋纯碱。在商业方面，天津劝业场创始人高星桥坚守“服务民生”的商业本质，在借鉴西方百货公司经营模式基础上，融合天津本土“茶楼、戏院、商铺”的消费场景，推陈出新，改变了传统商业“小而散”的格局，创建现代商业综合体。所谓“劝业”意在“劝吾胞舆，业精于勤”。
“守正创新”基因在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接“数字赋能”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成为天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天津依托这一基因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同时，在守住科技自立自强底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模式。近年来，天津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飞腾芯片等核心资源，构建“算力+算法+数据”的产业生态，既突破了国外芯片技术垄断，又创新推出新业态，成为天津现代化经济的新增长极。这些既传承了天津百年工商业发展的基因，又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的战略发展方向。
四 爱国担当 “合于自我”的坚定立场
“合”之境界，在于担当。天津工商文化的“合”基因，最高层次就在于爱国担当的家国情怀。这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结合，体现了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和家国担当。
“爱国担当”源于天津“卫城”之文化底色。天津城的建立源于河海漕运，并与北京建都紧密相关。特别是北京建都后，历代王朝都要从南方航运大批漕粮以维持生计。而无论海漕还是河漕，基本上都要经由直沽转运。这便是天津城拱卫都城的传统底蕴，也奠定了天津百年工商业“爱国担当”文化基因的基础。
“爱国担当”凸显于近现代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时期。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之殇的天津城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尽管战争之痛犹在，但天津在抵御外敌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卫”作用，足见“卫城”保家卫国的爱国传统。商业先导宋则久于1913年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所，提倡“售卖国货”，旨在以商业振兴民族工业。创办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宋棐卿推出“抵羊”毛线，意在“抵制洋货”、实业救国。天津工商业者捍卫经济自主权、坚守民族气节的行动，成为近代中国抵御外侮的独特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工商业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一五”计划期间的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物资支持，将爱国情怀从实业救国升级为建设祖国的实践。这些历史实践表明，“爱国”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天津工商业者的使命担当，是推动企业发展与国家进步的精神动力。
“爱国担当”升华于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天津百年工商业“爱国担当”文化基因深度转化为“产业报国”的实践路径。其一，聚焦核心技术，践行“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理念。以天津生物医药发展为例，其紧扣“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研发出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有效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产业创新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对接。其二，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天津通过开展企业家精神宣讲、组织红色工业旅游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将“爱国担当”“产业报国”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锻造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队伍。
天津百年工商文化以“崇信重义”“海纳百川”“守正创新”“爱国担当”为核心的“四合”基因，早已沉淀为城市发展的精神密码。今年8月31日在天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从会议宗旨到形成《天津宣言》，从合作平台落地到天津依托峰会助力多边发展、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担当，都体现了百年工商文化“四合”基因的现代阐释。这些基因既是天津工商业者在历史浪潮中砥砺前行的精神支撑，也是新时代天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极行动的宝贵财富。未来，这些文化基因将继续赋能区域协同与全球合作，让天津在现代化建设中续写百年工商文化新篇章。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津派文化研究专项“天津百年工商文化的学理阐释与城市记忆活化创新研究”（课题编号：TJJWZD05-0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