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跟随胡如雷先生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胡先生建议我把博士学位读下来，并建议我报考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次年春天的一天，胡先生对我说，准备一下，去天津见杨志玖先生。记得那天到天津时已是下午，我们下车后直奔南开大学北村杨先生家。落座后，胡先生把我介绍给杨先生，我的基本情况他早就在给杨先生的信中提及，只记得胡先生对杨先生说：“我就把李燕捷交给您了。”

　　现在的年轻学子可能会认为我们那时候上研究生很简单，有人推荐，跟导师见个面就成了。这事儿，可不是这么简单。首先，被推荐人得具备一定的学术造诣，或具备不错的学术潜质。其次，推荐人和接收人对被推荐人的学术造诣或学术潜质的肯定要达成共识；当然，推荐人和接收人都必须是本学术领域的权威人物：杨先生是当年隋唐史学界排名第一的史学家，胡先生是比杨先生年轻一辈的隋唐史学界重量级学者、中国唐史学会会长。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读研究生需要通过考试，除了专业课，还有通史、古汉语、外语等好几门考试，都是有及格线的，考不及格，导师也无能为力。胡先生颇具仪式感地把我交给杨先生，是相信我能通过考试。

　　那天，我边听两位先生交谈，边打量杨先生的书房。书房不大，房门在房间左边，进门右手边是一张床，左侧是一组单人沙发。窗下摆放着一张大书桌，杨先生坐在书桌前。书桌座椅后自外墙至床边，是一排书橱，书橱前斜放着一张藤椅，胡先生就坐在藤椅上。

　　书房，最核心的物件自然是书。杨先生的书房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书橱里的书，而是大量从书橱中“溢出”的书。大书桌上堆着高高的一摞摞紧紧挨着的书刊，坐在书桌前的杨先生被前后书的“城堡”所包围，以至来客不是坐在书桌对面，而是坐在书桌侧面的藤椅上与之交谈。一个高几以及供先生休息的床上，也堆放着大量书刊。这些“溢出”书橱的书刊，看似杂乱却非无章，它们与书橱里的书一样，每一本的位置都是精确锁定的，而且，“溢出”书橱的书，或是需要经常查阅的，或是新近收到的。杨先生的书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我对他平添了一份亲近感。

　　杨先生说他视力不好，晚上不出门，晚饭由张国刚代表他为我们接风。那天晚上，国刚师兄请胡先生和我在一家淮扬菜饭庄吃饭，其中一道菜干烧鳎目鱼颠覆了我的认知，那条鳎目鱼个头儿足有一尺半左右，又宽又厚，“躺”在一个大长碟子里。这道菜唤醒了我的天津“基因”，发誓回去之后一定努力备考，考回天津，考到杨先生身边来读书。回到石家庄后，我开始集中时间和精力备考，不久如愿以偿来到南开读博士。

　　记得读本科时上中国通史课，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是胡如雷先生教授的。两个断代开始讲时，胡先生先要推荐几本参考书，介绍一下当时的前沿研究动态和最有资望的权威学者。魏晋南北朝史，胡先生介绍了四位学者——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隋唐五代史，胡先生介绍了两位大家，即杨志玖和韩国磐。跟随杨先生读博后，我得以开阔视野，接触到一流的学术大家和他们的学问。从本科到博士阶段，暗自立志学术研究并锚定研究方向后，我就有了这七位（加上胡先生）可仰望的学术大家，或入籍门下、或亲聆教诲、或在大课堂聆听讲座……这成为我学术生涯致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1991年春夏之际，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我着手准备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答辩之前，先要完成同行评议，这是杨先生要亲自联系并委托中国唐史学界著名教授们去做的一件事。待陆续收到厦门大学韩国磐教授、郑学檬教授，北京大学吴宗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泽贤研究员、宋家钰研究员，复旦大学徐连达教授的评议意见后，杨先生又要邀请中国古代史学界人口及统计学领域的著名教授来主持、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一天，杨先生交给我写着地址的两封信件，要我去北京请周一良与何兹全两位先生来主持答辩。这次赴京的经历有遗憾也有满足，因周一良先生已有别的安排，无法前来天津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对我来说甚是遗憾；幸好何兹全先生答应前来主持答辩，他还问了我一些学习方面的情况，给予我不少鼓励。

　　在杨先生身边读书的日子，总能从点滴之处感受到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读博几年，虽不记得有念错字的经历，写错字倒是着着实实有一次。在学期间，我会定时向杨先生上交读书报告，读书过程中将笔记整理成文章，也会请先生审阅定夺。幸运的是，呈请审阅的所有文字，包括后来的毕业论文，均获杨先生首肯，驳回重写的一例也没有。尽管没有驳回，但是杨先生看得非常仔细，几乎每篇文字都有批改，而且批改内容甚至有对汉字书写不规范的改正。一般情况下，杨先生对批改内容不作讲解，让我回去自己看，有需要讨论之处下次再说。但在交了几次作业后，有一天，杨先生指着我的一篇文稿中他的批改处，非常正式又不失和蔼地对我说：“重要的重这个字，你不会写。”我一愣。杨先生接着说：“重这个字，最下面的这一横，一定要是这个字当中笔画最长的一笔，不然就无法承受重量，就会不稳，就会是功败垂成的垂的效果。”

　　这哪里是著名教授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分明是语文老师在教小学生写生字。

　　杨先生指出不止一处，我写的重字，最下面的一横确实不是最长的一笔，有时甚至比上面的一横还要短。白纸黑字，重这个字我真的不会写。记不清上小学时我是怎么写的，现在怎么把重字写成这个鬼样子呢！重是高频常用字，想来杨先生早就发现我不会写这个字，第一次批改作业时可能是皱皱眉头，放过去了；第二次又来，杨先生的眉头可能皱得更紧了，但是，忍了；接下来可能是从一忍再忍，到忍无可忍，最后告诉我，这个字你不会写。

　　杨先生是学术大家，为人却极为和善，对学生的态度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和蔼可亲。王晓欣师兄曾用“好老头”三个字评价杨先生，我感同身受。杨先生指出这个字你不会写，算是用词严厉的批评了。这件事暴露了我的语文基础不扎实。如果是其他人，哪怕是系里的其他老师用这句话指出我的问题，我都会脸红，都会自惭形秽。而面对杨先生的批评，我虽然嘴里说着“对不起杨先生，这个字我一直写错，谢谢您的指教”，但却没有无地自容之感，反而是笑着说这些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杨先生看来，只有关心学生的老师才会说这个字你不会写，告诉你怎么写，别再到处去给我丢人现眼；对我而言，在那一刻，不管是尴尬地笑还是嬉皮笑脸，只有在亲近的人面前才能笑得出来——杨先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亲人。

　　后来我从事文字编辑工作，曾多次与同事及作者讲过这段令我刻骨铭心的往事。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文字，要念得准确，写得规范，这是对所有文字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杨先生当年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想念杨先生，以此文纪念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