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谷里，一缕烟火从残寺的断壁间升起，两个灰头土脸的羊倌背对着背坐在山石上，火堆里的土豆烧得焦黑开裂。地质队钻探工张常春站在山顶望见这缕烟火时，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场景会化作诗句里“青黄不接的一生”，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以“张二棍”之名，成为那个用文字为荒野立传的诗人。近期，他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带着山野的尘土与温度出版，304页的诗行里，藏着一个地质钻探工与诗人的双重生命，更藏着一个时代最朴素的疼痛与温柔。

　　从张常春到张二棍

　　黑脸膛的诗人来了

　　见过张二棍的人总会被他那张“与诗意毫不搭边”的脸触动。黑脸膛、小眼睛、浅眉毛、深眼窝，这个常年在野外奔波的北方汉子，走在大街上常被误认为是刚从工地或庄稼地出来。

　　1982年生于山西省代县的张二棍，命运的轨迹在18岁那年转向荒野。他走进大同市217地质队，成了一名钻探工。此后二十年，他的生活与荒山野岭深度绑定：钻探设备在峡谷里抛锚时，队长得爬上山顶找信号联系厂家；工人们在荒野四散，有人蹲在石头上抽着旱烟想老婆，有人追着野兔跑半座山解闷儿，有人对着山谷骂娘发泄疲惫。时间在这里失去了都市的紧迫，变成了“青黄不接的一生”，在山羊的唇齿间缓慢流淌，发出“咔咔”的声响。年轻的张常春（他的本名）就在这样的时光里，养成了漫山遍野闲逛的习惯，用脚步丈量山谷，用眼睛记录荒野。

　　“二棍”本是村里人给他起的诨号，带着北方乡村特有的粗粝与倔强。多年后，他将这个名字作为笔名，既是对来路的认领，更是一种创作姿态的宣言。他笔下的世界，正如这个名字的质感——没有精致的雕琢，却有木棍击打泥土的力量，溅起的灰土里藏着最本真的诗意。在诗集《我愿埋首人间》的扉页，他写道，“我住在这人间的哪里／也不过是一场客居”，这句诗像一句自白，道尽了他对生命的认知：每个人都是人间的过客，却要在客居的时光里，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地质队生涯里，他见过二十次春暖花开，二十次黄叶漫卷，更见过无数为生存挣扎的人们，那些碎片像稻草般压在“张常春”身上，直到他需要一个“张二棍”来分担重量。“我希望这个‘张二棍’能用字句把这些运送到纸上，这样我会轻松些。”于是他开始写散文、日记，后来分行成诗，一个地质钻探工就这样在荒野中长出了诗人的翅膀。

　　他的诗歌启蒙，没有名师的指点，只有荒野的馈赠。在地质队的铁皮房里，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他把所见所闻写在“工作手册”的背面：“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这是他对荒野气候的记录；“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的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这是他对故乡的记忆。这些粗糙的句子，后来都成了《我愿埋首人间》里的珍贵诗行。

　　来自荒野的馈赠

　　钻探记录成诗歌

　　张二棍的诗，总是带着旷野的呼吸。他能清晰地记得500个村庄的名字：上花轿村、塌窑庄，黄土高原上被遗忘的角落。“这些村庄里住着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每个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故事。”他在诗里为这些村庄立传，为无名者画像。钻探机巨大的轰鸣声里，他听见石匠凿佛的“叮当”声，记下医院里孩子撞墙的“咚咚”声——这些“毫无美感”的日常，经他的笔点化，都成了带着体温的诗行。

　　他的创作秘诀简单却珍贵：“作为诗人不要唤醒什么，而是等待被唤醒。”荒野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可能成为唤醒他的开关。初春的花、深秋的风、山泉穿过乱石的形状、腐烂中生长的蘑菇，甚至山猪的婚床、毒蛇的巢穴，都在他的诗里获得了生命。“旷野中的万物，过着比我们精彩一万倍的生活。”这份敬畏让他始终俯身观察，“怎么会趾高气扬，怎么会不卑微、不俯身啊。”

　　在长期的旷野生活中，人的事其实并不重要，个人的悲欢离合也不重要，自然的野性与生命的感动，会让一个人逐渐走向开阔。这种开阔在他的诗里体现为对自然的深刻共情。“我渴望置身在一个鱼鸟问答的世界里”“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这些诗句里藏着他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一个没有世俗纷扰，只有生命本真的世界。而当他“走向荒草，荒草就是真理；离开荒草，荒草就是圈套”时，又清醒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矛盾让他的诗歌更具张力。

　　“张二棍”这个名字与诗人身份的割裂，恰恰是他诗歌美学的最佳注脚。当古典诗词还在吟咏“江梅伴幽独”“吴钩霜雪明”时，他却用黑脸膛、土豆、羊粪这些粗粝的意象，构建起“反诗意的诗意”。这种真性情，让他的诗在苦难中生长出温柔。

　　苦难与原谅的哲学

　　才是反诗意的诗意

　　苦难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却不是终点。在《我愿埋首人间》的“辑七：种下高粱，酿新酒，种出桑麻，做新衣”中，《石匠》一诗，“他祖传的手艺／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救出来／给他磕头／也无非是，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也给他磕头”。石匠的手艺里藏着生存的悖论：救佛与囚人，都要磕头。这既是对石匠命运的写照，也是对人间生存法则的隐喻——每个人都在救赎与被救赎、禁锢与被禁锢中挣扎。

　　最动人的莫过于他对于苦难的“原谅”。这种原谅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对生存本质的深刻体认。他不喜欢“苦难诗人”这个标签，却愿意坦然接受苦难的馈赠。“我写作时会屏蔽幸福、自私的一面，不是生活中没有美好，而是我想提醒自己，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他更愿用爱、关心、分担、同情来替代悲悯、济世这些沉重的词。在《冬天的人》中，他写道，“冬天的人／像神祇一样走来／因为我在冬天爱上了你”，寒冷的冬天因爱而温暖，苦难的生活因诗意而明亮。这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让他的诗超越了单纯的苦难叙事。

　　面对“为何总是写苦难”的疑问，他用诗句作答，“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流浪的漂泊、爱情的苦涩、生存的艰难，是他经历的苦难；而诗歌的慰藉、精神的王座、太阳的温暖，是他找到的幸福。这种受难与幸福的共生，构成了他诗歌的精神内核。这正如他在诗中写的，“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苦难与幸福本就是生命的两面，缺一不可。

　　落日，是他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也是他对人间态度的象征。“无山可落时／就落水，落地平线／落棚户区，落垃圾堆／我还见过。它静静落在／火葬场的烟囱后面／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这首《太阳落山了》收录在“辑十二：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中，落日的谦逊，恰是他的人生哲学：不挑剔人间的美丑，不回避生活的苦难，坦然接纳生命的全部。这种态度让他的诗既有痛感，又有温度。

　　拿起钻探机，是直面荒野的张常春；拿起笔，是书写人间的张二棍。这种双重身份的拉扯，让他的诗歌充满张力。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在食物链的底端，隐藏起自己的怯懦和多疑”，却又“一次次把双眼蒙住，期待着睁开的刹那，就可以置身于一个植物世界里”。这种对现实的隐忍与对理想的向往，构成了他创作的原生动力。

　　在钻探与诗歌之间

　　有双重生命的拉扯

　　地质队的工作塑造了他的观察方式。常年野外作业让他习惯了“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过去的诗”的生活节奏，也让他对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他能从“远处一片光秃秃的杨树林，枝丫上零星挂着几只四处漏风的鹊巢”中，看见“再也没有比那更清贫的家了”；能从“一条深深的小径”返回时，发现“头顶已挂满露水，脚印里落满了迷路的星辰”。这些在《我愿埋首人间》的“辑三：脚印里，落满了迷路的星辰”中出现的诗句，都是他用钻探工的脚步丈量荒野，用诗人的眼睛捕捉诗意的证明。

　　这种双重身份也让他对“人间”有了更复杂的理解。作为钻探工，他见过人间的粗粝：工友因工伤断了手指，老乡为了几亩薄田争执不休，流浪者在桥洞下蜷缩过冬；作为诗人，他又能从粗粝中发现温柔：断指的工友用残手抚摸孩子的脸，争执的老乡在暴雨中抢出一袋种子，桥洞下的流浪者给流浪猫留半块馒头。这些观察都化作了诗句，“一个人太少了／我只能是桑，是槐／被别人指着，骂着的时候／我不能＋1，不能点赞／不能既指向自己，又骂向自己”，道尽个体在群体中的孤独与坚守。

　　他在诗歌中坦诚面对这种身份的矛盾。“在无穷的对峙里，我长成了自己的仇人／面也不和，心也不和／现在，我对这个不堪的自己／也无能为力了，总是一边像个佞臣／谄媚着，君王般傲慢的自己／一边，仿佛多疑的暴君／对这个谏官般苦口婆心的自己，屡动杀机”。这首《与己成仇》，将自我的拉扯写得淋漓尽致。他既想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又不得不做“物质的短暂情人”；既渴望“鱼鸟问答的世界”，又挣脱不了“食物链的底端”的现实。这种矛盾没有让他迷失，反而成为养分——他的诗因此更真实，更贴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随着诗集《我愿埋首人间》的出版，他的诗人身份被更多人知晓，但他始终没有丢掉钻探工的底色。“小开本，口袋书，随身装，随时读”的出版设计，恰如他的诗歌风格——朴素、便携，却能在不经意间击中人心。他拒绝被贴上“精英诗人”的标签，坚持“诗意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在我们身边的人间烟火中”。这种坚持让他的诗始终扎根大地，带着泥土的芬芳。

　　我要始终埋首这人间

　　诗歌是救赎也是宿命

　　“地质钻探诗人”的标签背后，是张二棍对诗歌的敬畏与依赖。张二棍为挽留母亲的生命卖掉房子、累得趴在桌上的模样让人心疼。这个常年在旷野行走的诗人，太需要精神支撑了，而诗歌恰是他的救赎。

　　“用诗歌发声的人，不免会生出在文字里做个蜘蛛侠的感觉。”他拿自己和李白、杜甫比，和同时代的诗人比，深知自己的渺小，却更清楚笔下那些沉默者的无助，“我什么都没有，只有笔。写下来，这是动力，也是无力。”

　　这种无力感催生出最坚韧的创作。他的诗里，乡愁不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而是“县愁、省愁、星球之愁”，是“房愁、碗愁”，是每个游子对归宿的寻觅；神灵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和凡人一起分食烤红薯，接受粗茶淡饭的朴素；连落日都带着人间的温度，平等地照耀着棚户区与垃圾堆。

　　评论家谭五昌说：“张二棍的诗充满生命的痛感与灵魂的哀伤，拒绝肤浅的欢乐，用朴实的语言展现了底层的生存图景。”在这些痛感背后始终有一束光——那是诗歌的光，是希望的光。

　　“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道尽了他的写作姿态。这不是妥协，而是对人间最深的敬畏。就像那个背着受伤的羊找钻探队的老羊倌，羊快死了，老羊倌快哭了，张二棍从中看见“许多时候，人也是这样”。他把这些瞬间刻进诗里，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每个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人，都能窥见自己。

　　“人间之诗”是对张二棍作品最好的定义。他写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写平常却惊心动魄的人间景象。作为亲历者，他与这些人心心相连，笔下的文字自然能引起共鸣。他的诗集在诗歌出版低迷的环境中能够加印上万本，便是证明。更难得的是，他的诗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超越性与神性，又让神性最终回归人间，他说：“是为了发扬、拓展、丰富人和人生。”

　　人间或许有苦难、有困顿、有荒诞，但只要有太阳、有心上人、有街上的烟火，就值得“埋首”相待。这种热爱，让张二棍在“三次受难”中，依然能找到“三种幸福”；让他在“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时，“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如今的张二棍减少了奔波，将更多精力投入创作，但荒野的记忆从未褪色。初春的花、深秋的风、山泉的形状，仍在他脑海中鲜活着。他依然是那个“在无穷的对峙里，长成了自己的仇人”的矛盾体，一边谄媚着傲慢的自己，一边对苦口婆心的自己“屡动杀机”。但他知道，诗歌是自证的过程，底层、深渊、苦难、卑微可能是某些诗歌的要义，但不是写作者的符号，他也可以写天使、殿堂、发动机、大学。

　　翻开《我愿埋首人间》，那些来自荒野的诗句扑面而来：羊倌的烟火、石匠的凿声、撞墙的钝响，最终都化作原谅的温柔与埋首人间的坚定。这个黑脸膛的诗人，用二十年地质队生涯积攒的尘土，和十年诗歌创作提炼的星光告诉人们：诗意从不在远方的星空，而在埋首人间的刹那——因为苍天在上，所以人间值得。当微风翻起书页，那些诗句像荒野的草一样生长，像落日一样温柔，提醒着每个在人间摸爬滚打的人：你来人间一趟，总要看看太阳，总要为这人间，留下点什么。（图片由张二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