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2年春，为了加快掠夺百里滩海盐的进程，日本侵略者不再使用压价收购的方式，开始自己雇人开滩晒盐——暗偷改明抢了。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一口气开了四十多副盐滩。那时候，百里滩的盐滩有狼头港、大马槽、大新滩、刮金板、灵芝草、金马驹、盐王店、北六间房、南六间房、卤虾店……而日本人开的盐滩则叫华兴、北芦、基昌、司本、业大、永增、固产、获成、利绩、万丰、亿庆、元亨……日本人的巡逻车每天在盐滩上驶过，将侵占的盐田当自家财产来把守。

　　初冬的早晨，日军巡逻车在盐滩上巡逻。绰号“窦尔敦”的石忠带着十三岁的大儿子，正将驳盐槽子撑到运河的盐坨边。“窦尔敦”自幼习武，身材敦实，他的驳盐槽子是用整棵杨树挖成的，长三丈、宽六尺，比普通的驳盐槽子大不少。那船帮被盐卤浸得发黑，泛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父子俩一个掌舵、一个拉纤，纤绳勒在石忠的肩膀上，嵌进肉里，留下深深的红痕。寒风凛冽，驳盐沟边都可以看到薄薄的冰碴儿了。

　　“爸，您快看那木桥！”大儿子突然喊，小脸上蒙着层盐碱，像刚蹭过白面口袋。

　　石忠顺着儿子的喊声望去，冷风像无数根细针，扎得他生疼。那座横跨驳盐沟的木桥，在铅灰色的天幕下歪歪扭扭地架着，桥板被盐卤和冰霜啃噬得斑驳，露出水面的木桩裹满盐碱，像冻僵的骨头，泛着青白色的冷光。一个人影正一瘸一拐地往上挪动，带着补丁的棉袄上露出破洞，灰白的棉花从里面钻出来。那个人摇摇晃晃地刚走到桥中间，突然脚底一滑、身子一歪，就栽下了木桥，“扑通”一声，溅起一大片水花。

　　石忠赶紧喊儿子停船，自己狂奔过去，在那人落水处站定，脱掉棉袄跳进可以看到细密冰碴的沟里。水冷得像刀子，刺得他骨头缝都疼，每动一下都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抓住那人的后衣领往岸上拖，凑近那人的脸时，才看清竟是个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少年的脸色像冻青的萝卜，嘴唇发紫，问不应声，已经说不出话了。

　　大儿子把驳盐槽子撑过来，爷儿俩将少年拖进船舱，盖好篷布。石忠也冻得直打哆嗦，上下牙不停地打战，他赶紧擦干了身子，换好棉衣。他们不敢生火，怕被远处炮楼上的日本兵发现，只能这样抵抗钻透衣服的寒风。

　　直到把盐卸进盐坨，石忠才钻进篷布，打算背少年回家。此时，他看到少年身上渗出的血，染红了舱底的大盐粒子。他在少年的腿上找到了伤口，那血窟窿让他吓了一跳——这很可能是枪伤。他不敢贸然行动，一直等到天黑，才敢背起少年，钻胡同、躲人群，迅速往家跑。脚下的冻土咯吱作响，像要裂开似的。到了家，他给少年换了衣服，包扎好伤口，又裹了床被子，少年才慢慢缓过神来，喝下一碗热姜汤后，掉着眼泪说：“大叔，您为啥救我？”

　　“为啥？啥也不为，咱穷人就得帮穷人。”石忠蹲在灶门前添柴，火光照着他那张黢黑的脸，身影投在墙上，忽大忽小。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偶尔有火星飞溅出来，落在地上。

　　等天黑透了，石忠借来一辆手推车，让少年躺到车上，上面堆了两捆芦苇，装作给人送柴火的样子，将少年推到了后街的中医诊所。石忠盘算，中医诊所的邵郎中是个好人，肯定不会向日本人告密，万一出了问题，他也有借口，反正自己也不认识这个少年，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救人一命。

　　查看伤势时，邵郎中紧张得直喘大气，他赶紧锁紧门窗，然后才开始处理伤口。“这可是枪伤啊。”涂好药后，邵郎中悄声说，“你胆子不小啊，又不认识这孩子，千万得当心啊。”

　　回来后，石忠将少年扶上家里厢房的火炕，大儿子已经把火炕烧热了。石忠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他做了一锅热面汤，少年呼哧呼哧吃了两大碗，额头上沁满了汗珠。等家人都睡下后，石忠试着和少年攀谈。

　　此时的少年脸色红润了一些，他挣扎着做出下跪的姿势，说：“您老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您老当干爹吧。”

　　石忠赶紧抓住少年的胳膊，不让他动弹，说：“咱穷苦人有啥嫌弃的，行，我又多了个儿子。”按住少年让他躺好后，少年又说：“干爹，我也不瞒着您老了，我叫曾强，海边富庄村的，是咱们盐务支队敌工部的。我去寨上庄送情报时，被特务盯上了，他们追我，追不上就开了枪。我腿上中了弹，慌不择路跑进盐滩，腿一软，就掉进盐沟里了。”石忠关切地抚着少年的伤腿。“干爹，”曾强攥住石忠的手，那只手虽不大，却很有力，“小鬼子霸占了盐滩，咱盐工就没有好日子过。跟我们一起干吧，总有一天把日本鬼子赶走。”

　　石忠看着窗外，想起驳盐时，日本兵和盐警在盐滩上随意抽打盐工，那皮鞭声隔着半里地都能听见。他又想起十岁的二儿子，曾去运河对岸拾柴火，被日本兵用刺刀比画了一下，吓破了胆，没过仨月就走了。孩子临死前抓着他的手，说就想吃口白面馒头。

　　“我跟你们一起干。”石忠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每个字都像砸在石头上。

　　2

　　曾强认了干爹，每次来寨上庄执行任务，都到干爹家落脚。石忠从小练习形意拳，生得虎背熊腰，他便教曾强习武，曾强教干爹认字。在昏暗的油灯下，曾强边写边说：“干爹，等解放了，咱盐工也能住砖瓦房，顿顿吃白面馒头。”

　　为了给支队搞擦枪油，石忠托习武的师弟，从日本人在寨上庄建的东洋化学株式会社寨上工厂里偷机油。师弟用饭盒偷了几次，被汉奸察觉并向日本人告密后，日本人盘查严格了，师弟就让妻子去兴隆街买羊尾巴。羊尾巴油多，俗称“羊贝贝”，炼出来的油黏性大，可以保养枪支。妻子就在灶房里偷偷炼，灶膛里的火不敢烧太旺，浓烟从烟囱里慢慢飘出去，融进灰蒙蒙的天空，待炼出雪白的油块后，用油纸包好，像一块块白玉。

　　石忠每次去富庄送情报，就把羊油块藏在裤裆里。为了传递密信，石忠把猪尿泡勒紧在大腿根部，密信就藏在猪尿泡和大腿中间，猪尿泡又软又滑，绑在大腿上，特务搜身时隔着裤子摸不出异样。因为石忠准确传递情报，盐务支队打了几次漂亮仗，几个队员假扮成渔民，在寨上庄的兴隆街，赤手空拳夺了一个日本小队的枪。这件事在寨上庄炸锅了，盐工弟兄暗地里为盐务支队的英雄叫好。不久，日军一辆盐滩巡逻车也遭到盐务支队战士的伏击，一个叫浅野的日本兵被击毙，这件事更让盐工弟兄们挺直了腰杆。

　　有一次过卡子，一个歪戴帽子的特务捏着石忠的大腿，坏笑着问：“盐驴子，你咋总往富庄跑，身上藏啥好东西了？是不是去会相好的？”那特务嘴里叼着烟卷，烟雾喷在石忠脸上，呛得他直咳嗽。石忠故意哆嗦着说：“老总，我们盐驴子的兜比屁股还干净。”特务踹了他一脚：“滚！”他走出老远，才发现冷汗把内衣都浸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刺骨。

　　特务的这句话提醒了石忠，为了让自己去富庄的理由更可信，他把二女儿许配给了富庄的陈克。陈克也是个盐工共产党员，后来因为动员盐工参加革命，被特务抓了去。特务给陈克灌屎汤子、辣椒水，牙齿都被打掉了，他硬是没吐露一个字。石忠托遍关系，找了十个保人做连环保，才把女婿赎了出来。回家那天，陈克满嘴是血，却还笑着说：“爸，我没给您老丢人。我是谁啊，我可是好汉‘窦尔敦’的姑爷啊。”

　　石忠的三女儿嫁给了富庄的杨来顺，小女儿还没到岁数，就定下了渔村大神堂的姜志义——这两人也都是共产党员。不明就里的铁狮坨街坊都说石忠疯了，把闺女都往海下渔村送，那地方又偏僻又贫穷。石忠只嘿嘿笑：“都是好人家。”

　　石忠晚年时，他大腿根处依然有一圈黑褐色的勒痕，就是当年绑猪尿泡留下的，勒痕像条永远解不开的绳子，伴随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3

　　到了深秋，“秋扒”结束，运河畔的盐坨又多了几座盐山。运河上开来了很多大肚子的趸船，这种被叫作“大锅”的大趸船，像饥饿的猛兽围堵着码头。盐工们两人抬一袋子原盐，走在窄窄的翘板上，把盐抬上“大锅”，每条“大锅”可以装五百吨盐。“大锅”满载后，开向运河口，过了河口处的灯塔，就有日本大轮船接应，把盐包全部转移到大轮船上，运回日本。

　　一根木杠双人抬盐的工种，属于盐工里的杠行，抬杠的人都是盐工里身子骨最棒的。杠行是随着海盐业的兴起而产生的，以往，盐商们到三个官坨提盐，周围的穷人闻讯蜂拥而至，抢着抬盐包，有时候为了争点零活儿，免不了大打出手。盐商们就找到吴姓、王姓、李姓、杨姓、张姓五大户，让他们出面，成立宗族性的装卸组织，按照家族威望和拥有盐滩的数量分配“杠”的数量。到日本人侵入百里滩时，已经有二百多副杠，抬杠的杠手有五百多人了。

　　日本人每天盯着这些杠手抬盐，嘴里哇啦哇啦地吼叫，翻译官在一旁帮腔喊道：“都快着点，太君都急了，再不卖力气，通通开除！”

　　不久，一些奇怪的机器和很多铁架子，被运到了盐坨边的码头上。两天后，日本人把铁架子立了起来，从码头一直架到运河里，机器也组装起来了。人们这才看明白，这架机器是可以运盐的，一按开关，皮带上的盐包就缓缓前进，一直送到运河里等待的“大锅”上。这个神奇的机器让大家惊呆了。日本人终于宣布，五百多名杠手只留下几十人，剩下的全部开除，四百多名盐工就这么丢了饭碗。

　　一天晚上，曾强突然来到石忠家，他说这次要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干爹，咱们要在盐滩播撒革命种子。”

　　石忠疑惑地问：“孩子，革命种子咋种啊？”

　　曾强说：“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盐工们挨饿，得向日本人下战书，来个人机大战。要是人力战胜机器，就让他们拆了机器；万一咱们胜不了机器，也能鼓舞人心，让更多的盐工觉醒，只有和日本人斗，咱们才有活路——这就是革命种子啊。”

　　石忠说：“杠手里有我几个习武的师兄弟，找他们盘算一下，看看有多大胜算。”

　　那天，曾强带着几个杠手，找到了在盐田事务所供职的日本人的翻译官。石忠假扮杠手头站在前面，他把杠行即将失业的难处告诉了翻译官，说杠手们想和机器比赛。翻译官撇撇嘴：“这些穷盐花子，脑袋挺硬啊，敢往石头上碰！比就比，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要是盐花子们输了，咋罚？你能做主吗？”石忠说：“如果输了，几百个杠手就给盐田事务所白干一个月的活儿。”翻译官看这几个人态度坚决，就把他们带进了日本人笠田的办公室。笠田是个中国通，他看了看挑战书，哈哈大笑：“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以卵击石？不见棺材不落泪？行，我正式宣布应战。”

　　比赛那天，运河码头上人山人海，二十多个盐警举着枪维持秩序，两个“大锅”安静地卧在水面上，其中一个连着码架子，另一个与木板竹翘搭成的踏板相连。四十多个杠手打着赤脚，露出粗壮的胳膊，紧紧握着木杠、麻绳，他们身后是小山一样高的五百个大麻包。

　　曾强买来一筐热气腾腾的饼子，摆在杠手们眼前，让他们随时能补充体力。

　　比赛开始。那边，码架子不紧不慢地转动着，盐工把麻包一个个抬上传送带；这边，杠手们用飞奔的速度，抬着沉重的大盐包跑向踏板，他们两人一组，一组接着一组，像一条舞动的巨龙冲向河中的“大锅”。前面先到达的卸掉麻包，又飞奔回来，一口大气儿也不敢喘。助阵的杠手们和曾强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笠田和翻译官神情悠闲，好像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一个小时过去了，杠手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还在拼命奔跑着抬盐，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围观的人们高声喊着为杠手们加油，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此时，笠田有点紧张了，因为他看到杠手这边的盐包，已经比码架子那边多了一些。他急得站了起来，跑到给码架子装盐包的人近前，用日语叽里呱啦叫着，但码架子传送带上的盐包，已经一个挨着一个，不可能再快了。

　　两个小时零一刻钟，杠手们终于抬起了最后一个麻包，晃晃悠悠走上了踏板，而码架子那边，目测至少还有十几个麻包没抬上传送带。

　　人群提前欢呼起来：“咱们盐花子把小日本赢啦！咱们赢啦！”笠田冲着翻译官哇啦哇啦吼叫了一通，气哼哼地走了。翻译官低着头，挤出人群，在大家的哄笑中逃离了现场。杠手们都累得瘫软在地上，但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这一天，寨上庄兴隆街像过节一样，人们喜笑颜开，见了面都笑得合不拢嘴，抢着把比赛场景复述了一遍又一遍。街南街北两家说书馆，门口摆上了广告：今晚听书半价。饭馆也挂上了红灯笼，提示顾客当日饭菜六折。

　　4

　　几个月后，曾强在一次传送情报时，被特务抓住了，关押在寨上庄宪兵队。家里人劝石忠躲起来，以防万一。石忠哪里肯啊，他四处活动，求习武圈里的人营救，找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最后都无济于事。邵郎中说，日本人从曾强身上搜出了一张字条，内容是鼓动盐工罢工，成了铁证。上面的文字是：只给发霉的小米，盐工无法生活，要求日本人增加工资，从明天起开始罢工，不答应全部条件决不干活！明天大伙儿都去大娘娘庙开会。看完后速往西传。

　　深夜，日本特务驻地一四八零审讯室，不断传出惨叫声。石忠听得心头发紧，他预感这次凶多吉少。果然，几天后，曾强被折磨死了。半夜，石忠摸到了乱葬岗，那里野狗出没，磷火闪烁。他把干儿子的尸首挖出来，背在身上走了很远的路，把遍体鳞伤的尸体埋在八卦滩的盐蒿丛里，坟头上插了根盐蒿秆。夜风中，那盐蒿秆轻轻摇晃，像个小哨兵。

　　5

　　百里滩解放的炮声响起时，石忠正在盐滩上驳盐。盐坨像座小山，白花花的盐粒在阳光下直晃眼。炮弹在远处炸响，震得地动山摇。

　　几天后的上午，寨上庄铁狮坨街的土路上，积雪被往来的脚步碾成混着煤渣的黑泥。石家小院里，石忠蹲在门槛上，磨他那把用了十年的锛子。他抬头时，看见一群穿着灰军装的人站在院门口，领头的军人肩章上缀着颗红星，正对着围观的百姓拱手笑谈，那帽檐下的睫毛上凝着白霜。

　　“这不是解放军吗？”隔壁二婶子的声音带着颤，“咱汉沽刚解放，就到咱这穷地方来了？”

　　石忠认出领头那人腰间别着的“二把盒子”，枪套是用厚牛皮缝的，边角磨得发白，在腰侧微微晃动。

　　“请问，这里是叫‘窦尔敦’的石忠大哥家吗？”领头的军人跨进院门，声音洪亮得像撞钟。他三十岁出头，脸上带着风霜刻出的沟壑。石忠站起来说：“我就是‘窦尔敦’石忠。”

　　“我叫李英，盐务支队的政委。咱们是从未见过面的老战友了啊。”李英用力握住了石忠的手。

　　石忠的母亲从屋里掀帘出来，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老太太眯着老花眼打量着这群兵，见他们枪不离身，却一脸和气，不像先前的保安队那般凶神恶煞——那些人进了门就翻箱倒柜，连灶台上的窝头都要掰半块走。她颤巍巍地问：“长官找我儿有事？”

　　“老人家，我们是来感谢大哥的。”李英弯腰给老太太作揖，军帽上的红星随着动作轻轻摇晃，“您老的儿子一直为咱盐务支队做情报员，我们都一直记在心里。”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墙头上扒着几个半大孩子，有人指着石忠嘀咕：“这‘窦尔敦’不光会武术啊，原来他跟解放军早就认识，啧啧。”

　　石忠脸涨得通红，刚要开口，李英说：“大哥，百里滩彻底解放了，你这秘密情报员的身份可以公开了。”

　　人群里“嗡”地炸开了锅。邵郎中捋着山羊胡点头：“我就说嘛，那年日本兵搜他家三次都没搜出啥来，原来是有缘故的。”卖杂货的张掌柜踮着脚往前凑，想看得更清楚些，他记得去年冬天，还赊给过石忠半袋玉米面呢。

　　石忠的母亲愣在原地，手里的鞋底“啪嗒”掉在地上。她看看儿子，又看看李英胸前的红星，突然抹起眼泪：“好啊，我儿原来是为穷盐工做事的好汉，咱儿对得起祖宗。”

　　李英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一个蓝布包袱，解开时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还有一把擦得锃亮的手枪。枪身上的烤蓝在昏暗的院里泛着幽光，枪柄上的纹路清晰可见。“大哥，部队马上要南下，我特地来请你参军。这身军装、这把枪，都是给你准备的。”

　　石忠的母亲一把抓住石忠的胳膊：“南下？那得走多远？家里咋办？”她指着屋里，五岁的小儿子正扒着窗棂往外看，“你走了，谁给家里挣吃的？”

　　石忠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又看看屋里骨瘦如柴的孩子，喉结滚动着说不出话。李英叹了口气，把军装重新包好：“老人家，我懂您的难处。大哥留下也好，百里滩刚解放，这里也需要像大哥这样的人。”

　　李英朝院外喊了声，两个战士抬着沉甸甸的麻袋进来，麻袋的粗麻绳勒进他们结实的肩膀。“这是组织的一点心意，两石小米，四百斤。”

　　麻袋解开时，金黄的小米粒滚出来，在院子里闪着光，像撒了一地碎金子。围观的人都吸了口凉气，这年头，一石米能换半亩地，四百斤足够一家人吃一整年。石忠的母亲却直摆手：“不能要！我儿做啥都是应该的，不能要这小米！”她的手在围裙上反复蹭着。

　　“妈，”石忠说，“留一升就行。剩下的，送街公所，给穷弟兄们分分吧。”

　　那天晚上，铁狮坨街家家户户熬着喷香的小米粥，大家喜笑颜开，高兴得和过年一样。

　　6

　　许多年过去了，研究家乡革命历史的人开始搜集整理百里盐滩的革命故事，其中就有石忠和曾强的事迹。这些前辈，就是散落在盐滩的火种。

　　盐滩上的火种，看着不起眼，埋在盐土里、藏在风雪中，却能在关键时刻燃起来，烧红半边天。那火光照亮过盐滩的黑夜，也温暖了后来的岁月，像盐滩上永不熄灭的星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