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末，三年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是钱致榕心中的一个目标，更是众人眼中的一段传奇。《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即讲述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三年中建成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

　　在讲究效率的现代社会中，情怀既是必要的纠偏，也是扎实的打底。若无情怀的存在，香港科技大学断无今日的影响力。这其中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文学院的设置。为何要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设置文学院？不管办一所怎样的大学，都是办教育。教育，乃以教人成长、育人成才为天职。文学院的课程，为人之成长与成才提供了精神基座。

　　钱致榕有这样的认知：“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处？它是赚不了钱的！我说，文学不是赚钱的，文学是提供灵魂的，大学的灵魂主要在文理两个学院，大学的基本价值观都在这两个学院里，没有这两个学院的话，这个学校只是一个职业技能训练所，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也不可能有任何学校愿意跟一个没有灵魂的大学交流，这样的学校没有存在价值。”在跟董事会交涉时，他还说：“即使我们没有文学院的本科生，可是所有其他学院的本科生必须要有人文的修养，没有人文修养，这些人将会没有灵魂，在社会上不会走远的。”只要是人，具备必要的人文素养都是必须的。

　　杜鹃花、竹子、凤凰树的种植，让香港科技大学的学子们日后关于母校的回忆中，既有鲜花也有绿树，这样的回忆不是枯燥的，而是温情的。研究室的窗户高度降到90厘米，每个教授都能在座位上看到清水湾，让窗外的美景尽收眼底且陶冶心灵。图书馆是全校的精神中心，被建在校园的最佳位置，一进校门就可以看到。同时把光纤连接到每间教师的办公室和学生的宿舍里，让他们可以随时以最快的速度上网，获取资料与信息。这些做法，是钱致榕具体而微的教育实践。身为物理学家的他，一颗心并未被理工科思维全然占据，反而时时有突破学科界限，眺望成人自立之未来的通透远见与溯源之举。

　　在《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中，钱致榕与主管教学服务的团队成员们是共存的主角，他们都是敢闯敢干的主力。创校固然是共同的使命，使命让他们紧紧团结，然而，团结之更深层原因不仅在于志同，更在于道合。正如钱致榕所言：“那个时候大家忙是忙，但是这种苦中作乐的插曲还是蛮多的，原因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要把事做成。由于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的理想非常的不平凡，所以我们的确吸收了一大群不平凡的人。”

　　这是一本情怀之书，也是一部实践之作。书生论道，夸夸其谈者多，常常把理想当作能力。钱致榕则不是，他是理想与实践兼具的知识分子。何为行政工作？即与一切的、所有的、意想之中又常在意料之外的细节打交道的工作。既如此，工作一定是细碎、繁琐的，对人的细心与耐心实在是极大的考验与挑战。请当年留美文史权威学者杜维明与张灏在夏威夷的国际论坛上与自己同坐最后一排，评点所有人文学者的报告，为文学院引进教授提供可能；开学典礼将办，他提出邀请四百位中学生来参加的建议，有利于香港科技大学后来的招生，时任该校副校长麦法诚深表赞同、积极配合。两年后开学时，他们果然在香港科技大学遇到当年参加典礼的中学生。同时，钱致榕还说服相关部门，把创校所需经费一次批准后分四次拨付学校，如此购买仪器既满足所需，又杜绝闲置，大大提高使用效率。

　　从本书文字来看，它称不上有文采。钱致榕是物理学家，并非作家出身。《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也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大学教育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为忠实于那短暂又复杂、跌宕的三年时光，他的文字可谓朴素到极致。无需加以修饰，只需尊重内心，只需正视曾经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