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生1945年出生，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于2025年6月26日病逝。他长期致力于津派文化研究，著有《长短集：张春生文论选》《自渡集：张春生文论选续集》《天津随谈》等，参与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等。他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继续讨论。

　　梳理海河两岸文脉

　　感悟都市百态人生

　　张春生将自己人生最后一部著作命名为《天津随谈》。2023年，当他与我谈及要出版此书时，我只是随口建议：“可在扉页上写一句‘献给天津设卫得名619周年’，以表达一位本土学者对天津文化的深情眷恋！”没过多久，他将样书的封面图片发给我，左上角印着两行字，上行为“解读沽上文化，追寻津门今昔”，下行为“献给天津建城日——1404.12.23”。这便是我所熟识的春生先生，认真负责，言必有物，行必有果。

　　张春生是恢复高考后河南大学招收的首届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写得一手好文章，尤以文艺评论见长。这是他从事天津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他亦在《天津随谈》中坦言：“这不是一部全面阐释和梳理津沽文化的读物。它只是笔者长期进行小说批评时，因为多着墨于天津作家作品，便逐步涉及天津卫风貌、沽上遗迹、海河文踪、市井倩影、非遗表现，以及津门的文学与影视创作。”

　　斯人已逝，如何评价其人其学？从他所学专业，到长期供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经历来定位，可称其为文学研究专家、文艺评论家。然而，这显然不足以涵盖他后半生治学中以天津文化为脉络的主线。

　　那么，他又是如何推进这条主线工作的呢？在解释书名中的“随谈”时，他说，此非随意，“而是随时关注海河两岸的文脉，随时感悟都市百态的人生，以便体味其不凡的演进步履和闪光实绩”。他对天津文化的研究是动态且多维度的，没有局限在文学、历史中，而是更侧重对天津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进行解析，从而凸显并构建一种美学价值的表达。

　　了解一位学者，需从他的著述入手。张春生的学术生涯中，《天津随谈》应是其天津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兼有学术自传性质。该书完整记录了他从文学研究中走来，走向天津文化研究的历程，集中展现了他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表达方式等。

　　他认为天津文化是多彩的，城市是鲜活的，文脉是环境与人文的高度叠加。他强调环境与文化形态的关系，将天津文脉概括为四条文化带：远古文化带、明清文化带、近代百年文化带、当代发展文化带；三个文化特征：地貌促成河海通津、中心区的凝聚带动、商埠市井的雅俗影响；三个意蕴结构：积淀、置变、递进，城市、迎变、文化，机遇、创业、市风等。他通过这些维度来阐释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时空关系和价值，将保护名城与传承文脉互为表里。

　　挖掘非遗的内核

　　为天津城市庆生

　　“有非遗的日子真好！”张春生的文化生态观和美学观，还体现在对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他认为：非遗的主体是“人与实践”，关键在“这个环境里的这个人”在较长传续过程中能生产成果的行为。因此，人文是非遗价值的核心，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核心，技艺中要注入人文，是“人文环境在选择你”。

　　作为市非遗的评审专家，他将天津非遗的特征归纳为：通俗性、真切性、独特性和趣味性，具体表现为饮食制作讲究河海食材、手工技艺追求俗中致雅、艺术表演推崇风格独具、医药炮制提倡精研细作、传统节庆富有向心意蕴。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但凡身体状况允许，参加的社会活动大多与非遗密切相关。他的女儿张丽卉告诉我：“谈到非遗，父亲的眼睛里有喜悦！”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有很多非遗传承人自发前来送别“张老师”。

　　结识春生先生十八载，虽无长期共事的经历，但平日里，我们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却多有交集。也正是从这些交往中，我看到了他的学风端正，有态度，有见地。《天津随谈》将“珍惜、护佑、敬重天津文脉”作为书中专节论述，并贯穿全书，视其为维护文化生态的必要手段。

　　身为学者，凭借研究成果为城市文化发展建言献策，成为他后半生重要的社会责任。担任过文学研究所所长，连任三届市政协委员（其中两届为常委，还曾任文史委副主任），受聘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这些履历，为他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也拓展了学术视野。我曾向他女儿建议，要整理他在政协履职期间的提案，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他对天津文化建设的所思所为，以及学以致用学风的形成。

　　我们首次合作可追溯至2008年。我邀请《人民政协报》记者来津采访，写一篇关于五大道保护的新闻稿，一同接受采访的有陈雍、张春生、张利民、徐苏斌等专家。张春生从完善名城保护专家咨询制度的角度发表了观点。由此，我知他对保护不仅有情怀，还有研究，更能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遗憾的是，那篇稿件未能发表。

　　2018年12月23日，为给天津城市庆生，推动设立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日”，我发起召开了“历史文化名城座谈会”。张春生在会上提出：要通过梳理城市文化脉络全面认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性，建议彰显城市文脉还需有符号建设，并回顾了自己在政协的提案，希望在解放桥头立碑展示天津城市历史，在团泊洼立碑纪念郭小川。

　　关注马家店遗址

　　热心博物馆建设

　　因为我们都热爱这座城市，尽管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心之所向是一致的。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位于红桥区铃铛阁历史地段的马家店遗址，是1899年王襄、孟广慧鉴定、购买殷墟甲骨的地方，是甲骨文发现辨识的重要纪念地和坐标点。那些年，几经周折，尤其是在权威专家宿白、谢辰生、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的一致认可和大力推动下，马家店遗址终于在2010年纳入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被正式认定为文物。

　　为了保护好马家店遗址，我于2020年3月联合陈雍、张玉坤、张春生、任吉东，提出《关于依托马家店遗址筹建天津甲骨文发现地纪念馆的建议》，呼吁提升文物保护级别，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红桥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重点；整合资源，建立专题纪念馆，以大运河为线串起周边的重要文物和非遗项目，形成文化遗产景观带；依托纪念馆，联合国内各相关单位建立研究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围绕此事，张春生在《天津随谈》中也有长篇论述，提出衡量文化发现要看研究，还需“早、准、深”，纪念王襄，对理解认知天津文脉十分有益。

　　那是个炎炎夏日，我觉得北辰区的天穆村在天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完全有条件建立一座大运河民族博物馆，于是邀请了陈雍、张春生、谭汝为一起到现场谋划。春生先生对天穆村的民族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很多有操作性的真知灼见。又是个岁末寒冬，他希望我支持一下天津理工大学的博物馆建设，我自当不遗余力，一直跟进至今。几番春秋更迭，我看到了他对博物馆如何做好活态传承、展现生活和艺术之美的格外关注与高度热情。

　　前几天，听他的夫人深情忆起他们共同的人生履迹：相识于考场，携手考上大学，一同到部队锤炼，短暂在张家口执教。河南大学硕士毕业后，为与妻女在天津团聚，他放弃优渥待遇，调整研究方向，主动承担起家中大小事务，常年甘当“后勤部长”。夫人口中的“老张”，是那么地真切，因平实而感人。

　　津派文化研究正当时，张春生提出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继续讨论，哪怕是商榷或争鸣，亦无妨。因为，这才是津派文化研究应有的氛围。周汝昌先生晚年曾对我言，盼望天津把文化气氛进一步宣扬起来，世界知名城市要看文化的方方面面。言犹在耳。我们今天研究津派文化，前提是要认真回顾和梳理好一代代学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继往方可开来，守正才能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