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记了是从哪一本书里看到的这首《肉搏》诗。全诗读罢，心底波澜泛起，像是一部默片的场面，刺眼的阳光，艰苦的格斗，血腥的刺杀，一一萦绕在脑际。这首诗的节奏舒展、铿锵而美，我独步一室，踟蹰不前，情不自禁地开始默默吟诵，为之咏之舞之，一股强大的英雄主义情感在周身挥散开来，我简直不能自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二十出头，还是一个新兵，在师政治部的一次茶话会上，我朗诵了蔡其矫的这首诗。我甫一张口，全场皆惊，似乎全场的人都投入半个世纪之前的一场战斗中。我们都是当兵的人，我们都倾慕英雄，与之惺惺相惜。

　　“白色的阳光照在高高的山上，在那里，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近旁，那青铜的军号悲壮地响起，冲锋的军号，以庄严的声音，鼓舞我们的士兵……”

　　把这首诗横向排列起来，似乎有点像一篇散文，但暗中含蓄的诗歌节奏，我相信内行能够一眼看出。总之，这稍微有点另类的诗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反复吟哦，按照我的理解，成功地完成了这首诗的朗诵。它是一首叙事诗，有人物，有情节，有场景，它的诗句并不押韵，也不华丽，却适合朗诵，自那以后，它成了我的保留演出作品。在我的军旅生涯，在训练场上、在集合之时，在我身着戎装走到的每一处，在古城西安、在祁连山下，在很多地方，我成为这首诗的义务宣传员。

　　这首诗所讲述的，是“我们团里的一个新兵”和一个日本军曹拼刺刀的故事。我从小就会唱一首军歌《拼刺刀》，“拼刺刀，看谁刺得好，当兵保卫祖国要练好这一招。上了战场和敌人来个近战。紧要关头就跟他拼刺刀……”这首歌的旋律是活泼的甚至是欢快的，因为它毕竟是训练，是鼓舞士气，而《肉搏》诗，则是真刀真枪的实战。因为第一次朗诵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新兵，故而我特别能够体察“我们团里的那个新兵”的心境，作殊死搏斗之前的孤勇之感。我朗诵这首诗，从二十岁的年纪到半百之年，最初是为那新兵的孤勇而礼赞，现在却是渴望回到年轻的时候，重做一个新兵。

　　太震撼了！这“一个新兵”和一个日本军曹针锋相对地决一死战。“交锋几个回合，那青年猛力刺了一刀，/敌人来不及回避，也把刺刀迎面刺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入两人的胸膛，/两个人全静止般地对峙着，啊！决死的斗争！”每当我朗诵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啊”字都要拉一个低缓长音，而在“斗争”二字出口之后，都要停顿一下。后面的情绪，从表演上说是渐入佳境，而作为战争的当时，却是愈加残酷了。诗的原句我还是用横向排列，“只因为勇士的刺刀比日本人的刺刀短几分，/才没有叫颤栗的敌人倒下来，/我们的勇士没有时间思索，有的是决心，/他猛力把胸膛往前一挺，让敌人的刺刀穿过了背梁，/勇士的刺刀同时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膛，/敌人倒下，勇士站立着。山谷顿时寂静”！

　　日本人的装备更好，而我们的士兵以血肉之躯相应，宁可同归于尽，与其决一死战，何等壮烈的场景啊！

　　我的一个战友在听完我的朗诵之后，如醉如痴。他百听不厌，只要和我相聚，就要听我朗诵这首诗。自然我们也会谈起作者，但我对诗人蔡其矫其实知之甚少，我周围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的了解，都是因为听我朗诵了这首《肉搏》诗。后来我从野战部队走向军艺文学系，才略微知道，蔡其矫是一位归国华侨，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红色诗人。也因此，他和晋察冀地区的诗人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时，文学院院长沙可夫送给蔡其矫一本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未料他的诗风由此受到影响。可以明显看出，和晋察冀以田间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所写的街头诗墙头诗等不同，完全不是一个路子。这首诗最初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的《诗建设》上，当然是油印，新中国成立后又发表在1953年《解放军文艺》7月号，是铅印作品的首次刊出。

　　蔡其矫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又到华北联合大学任教，他应该没上过战场，也没经历过肉搏的这个场面。这个故事，是后来曾在天津工作、当时也是在晋察冀地区的诗人鲁藜说给他听的。鲁藜说给蔡其矫听却并没有亲自写，可见他未将其当作写作题材而只是谈资，诗人风格不同，而这战斗的一瞬间，却感染了蔡其矫，由此创作了一首独树一帜具有悲壮美学价值的战争诗篇。

　　诗的结尾是，“第二年，在那流血的地方来了一只山鹰，/它瞅望着，盘旋着，要栖息在英雄的坟墓上；/它仿佛是英雄的化身，不忍离开故乡的山谷。/过路的士兵呀！请举起你们的手向他致敬”。

　　诗写作于1942年，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