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在保定开幕，这一展览的展品提供者是著名作家、评论家、孙犁研究专家冉淮舟先生。展品包括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孙犁作品的手稿、书法作品，孙犁致冉淮舟129封信的原件，以及冉淮舟收藏的孙犁著作初版本，发表于报刊的作品原件等。手稿呈现了孙犁先生创作、修改的真实情境。信的原件鲜活地再现了那一阶段孙犁先生的身心状况，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孙犁和冉淮舟对于文学工作的专注与虔诚，是他们工作和友谊的见证。为配合这次展览，平原书屋编印了《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图记》，将手稿著作书影汇编成三册图书。我摩挲着这部精致的图书，沉浸其中，感慨良多。

　　冉淮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港》杂志工作，他一边编稿，一边协助孙犁先生收集、抄录、编辑、校对文稿。这一阶段正是孙犁的创作由战争时期的单纯热情向沧桑通达转变的阶段，是开始回顾、咀嚼历史，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自己独特的认识阶段，也是进一步认识批评的价值、转变批评的方式和内容的阶段。冉淮舟协助孙犁完成并收藏的孙犁文稿、著作，正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之作，如《风云初记》《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黄鹂》《左批评右创作论》等。这些著作，经过时间的淘洗，最终成为孙犁的经典之作。

　　1963年，孙犁实现了《风云初记》三集合一的出版。与同时代相关抗战作品不同的是，孙犁秉持着历史记述亲闻、亲历、亲见的原则，注重将自己的切身感受融入其中，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庄严地重述一段历史。值得重视的是，小说对李佩钟这样的女性知识分子予以特别书写，为新文学史留下了一类精彩的女性形象。李佩钟是女人，也是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着“小资情调”，但她也是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烈士”。孙犁为李佩钟重写了《风云初记》的结尾，对李佩钟形象的塑造和结局的处理进行了重要完善。这显示出他经历了多年的苦恼之后，终于解开了“小资情调”心结，不再接受自己的描写把读者“带到离开了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的指责，也并不认为自己的描写是“软弱无力”。《风云初记》以其抒情风格的独特性、历史的真实性，在抗战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孙犁晚年的记事抒情散文，是当代散文的一座高峰。它的起点，并不是1977年的《远的怀念》，而是孙犁49岁时写的《回忆沙可夫同志》和《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就像孙犁一再申明的，他怀念故人的散文不是歌功颂德的“悼文”。它们只记小事和自己的印象，真挚的情感流淌在字里行间，颠覆了一般悼文的写法。上世纪60年代的其他几篇散文，《黄鹂》《石子——病期琐事》《某村旧事》《同口旧事——〈琴和箫〉代序》等，饱含对逝去生活的咀嚼、留恋，对亲情、友情的珍视，也有对特定历史环境中复杂人性的省察，对风云变幻中人世沧桑的感喟。孙犁将激情内化为哲思，以白描手法舒缓叙事，摒弃了以往一些文学散文过度抒情的弊端，极力平抑汹涌的情感波澜。不同于其早年一些作品的明丽，受中国传统散文的影响，这些作品彰显了其独特的“外静内热”的艺术特点。孙犁以自己的写作，呼吁散文回归古代传统，重视“真情实感”，重视散文的精短和作者切实的感发。但他不是复古主义者，也不否定现代散文的创新努力。孙犁所针对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散文曾经有的“假、大、空”潮流。晚年的孙犁以散文写作的实绩，奠定了他在当代散文发展中的突出地位。

　　谈孙犁的文学批评有一篇文章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左批评右创作论》。新中国成立前，孙犁多是以报人的身份，基于提高业余作者文学修养和服务抗战的目的，以循循善诱的方式从事文学批评。他的批评，既有作品点评又有理论探索，在晋察冀边区产生了重要影响。1979年，《左批评右创作论》才在《天津日报》上正式发表。以此为起点，孙犁的文学批评及其风格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一改以往的温和与克制，直斥创作弊端，借以警醒创作者。孙犁通过重读文学经典，如《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以及欧阳修、柳宗元的散文以及现代作家萧红、赵树理的作品等，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文艺环境，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对文艺问题的看法，阐发作品的美学价值，认识经典作家、作品兴于时、立于世的主客观原因。这是作家的评论，蕴含着饱学之士的真知灼见，读来满满的通透之感。秉持知人论世之则，孙犁多取鲁迅论述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的方法，文史结合、经历与观点互为印证。始于《左批评右创作论》的孙犁晚年的文学批评，以其犀利的风格和影响，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占据重要一席。

　　这一阶段也是孙犁回顾与总结的阶段，在冉淮舟的协助下，他许多重要的作品集陆续出版：如《津门小集》（1962年）《风云初记》（三集合集，1963年）；有旧作重订，如《文艺学习》（1964年，定本）《文学短论》（三编）（1962-1963年）《白洋淀之曲》（1964年）《琴和箫》（1982年）《耕堂杂录》（1981年）《孙犁诗选》（1983年）；也有集外文的收集与整理，如《旧篇新缀》（未出版）；更有一生代表作的编纂，如《孙犁文集》（1981-1982年版）。这些文集的出版过程，也是他创作历程回顾、总结的过程，对曾经的文艺观念反思的过程，对以往的困惑、犹豫寻求最终解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坚定的文学信仰、执着的创作态度、丰富的阅历，对社会人生的远见卓识，都促使孙犁作为一个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逐渐成熟起来，也奠定了“老孙犁”之后“新孙犁”辉煌的基础。谈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作者与读者的共鸣是一个方面，作品结集产生的效应，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除了《铁木前传》的发表、单行本由两个出版社的精心出版，以及康濯编辑的《白洋淀纪事》外，由冉淮舟协助出版的上述诸多文集，构成了孙犁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也是对孙犁作品的评论、研究全面展开的时期。冉淮舟在这些作品的整理编辑、手稿保护、研究以及阐释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做孙犁助手的这一阶段，冉淮舟帮助孙犁结集的作品集有八种之多，覆盖了诗歌、特写、文学理论、长篇小说、读书随笔等不同方面。其中，有些作品集是填补空白的，如《白洋淀之曲》的出版。孙犁在晋察冀边区是以诗人身份登上创作舞台的。在田间等西战团诗人的影响下，他创作的叙事诗《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名噪一时，使得1946年大公报记者潘讷访问冀中时仍称孙犁为诗人。孙犁的诗歌始终未结集，他的诗人身份也渐渐被小说作者身份“淹没”了。就此而言，《白洋淀之曲》和后来的《孙犁诗选》的出版，重新恢复了孙犁的诗人身份，为文学史对于孙犁贡献的评价提供了有力参考。而《文艺学习》与《文学短论》的编辑、出版过程本身就具有经典化意义。《文艺学习》是孙犁于1941年做《冀中一日》编辑工作之余，应王林要求为业余作者写的辅导教材，是他前期文学观点的完整表达。该作品最初命名为《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的课本》，油印，1943年由华北书店铅印，改名为《怎样写作》。根据不同的需要，之后陆续有十几个版本与读者见面。1964年，孙犁依据最初的油印本编定出版了《文艺学习》。在编辑这一定本的过程中，冉淮舟协助孙犁补充了1947年铅印本删掉的油印本26至29课内容，将其分别纳入第4、5、6章。《文艺学习》与后来冉淮舟参与编选的《文学短论》第三集一起，成为孙犁的文学理论“双璧”，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文学评论家的地位。

　　没有冉淮舟在特殊时期对手稿的倾力保护，就不会有新时期以后孙犁作品的完整出版。由于两人的特殊关系，孙犁许多作品的手稿、重要作品版本，都由冉淮舟保存。这既是为了工作方便，也体现了孙犁对冉淮舟的信任。正如孙犁在《幸存的信件序》中所描述的，“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在武斗期间，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过度劳累，以致流产”。而在此之前，冉淮舟为孙犁编辑《旧篇新缀》，辗转冀中各地辑录的集外文，因为都交给了孙犁，在动乱中丢失。其中，《摘树叶》《助谈录》以及小册子《语言简编》等，此后始终未能找回，彻底遗失。战争年代，孙犁作品的手稿、发表作品的剪报很多都保存在朋友手中，自己用时就去求助朋友。我们在孙犁致康濯、厂民（严辰）、田间的信中，时常会发现这种索要存件的内容。正是有康濯这样细心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才会有散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的编辑和出版，随后此书迅速成为孙犁作品最经典的选集、普通读者学习孙犁的必读书、孙犁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可以说，没有康濯对孙犁作品的精心保管、认真编辑，读者心中的孙犁，可能就不会那样完整，孙犁的传播可能就不会那样迅捷、有效，作品的风格可能就不会那样深入人心。

　　冉淮舟既是作家、编辑，也是孙犁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和评论家，对孙犁作品的经典化有着独特的、多方面的贡献。

　　1962年，冉淮舟利用下乡机会，走访肃宁、保定等地，找到了《平原杂志》《冀中导报》《晋察冀日报》等报刊，发现并抄录了短篇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散文《二月通信》、诗歌《翻身十二唱》和《〈平原杂志〉第三期编辑后记》以及《今年新年》等集外文，开启了国内孙犁集外文搜集的序幕，其工作得到了孙犁的首肯。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启动了《孙犁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孙犁委托冉淮舟草拟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文集目录初稿，为文集编选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它又是孙犁作品的分类编年表，为“从事教学及有兴趣研讨者，提供了一份比较可靠的资料”。这项工作是对孙犁作品第一次完整的扫描。借着《孙犁文集》出版的机会，冉淮舟又完成了《孙犁著作年表》《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这两份《年表》的出现，开启了孙犁研究的先河，后来出现了傅瑛、黄景煜的《孙犁年谱》，郭志刚、章无忌的《孙犁传》《孙犁评传》等，都是这一成果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入。

　　冉淮舟的评论作品大都与他协助孙犁出版的著作集有关。如《读〈津门小集〉——孙犁作品学习笔记》《迅速反映新的生活——喜读〈津门小集〉》《读〈风云初记〉》《一幅时代风俗的画卷——〈风云初记〉学习笔记》《〈荷花淀〉的艺术》等。他了解孙犁这一时期作品的写作过程，修改的思路，几乎每一篇评论都曾呈孙犁审阅、修改，所以他的评论与其他评论家的作品不同，它们可以看作是评论家与作者的直接对话，对准确把握作品的审美风格有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是《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它是对孙犁作品整体美学风格的论述。他认为孙犁的作品，“洋溢着鼓荡人心的战斗的、革命的激情，真正记录了人民的思想和情绪、意志和操守”“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在抒情的音乐中，响起了美的胜利的凯歌。诗情，它来自革命的斗争，来自革命的群众，也来自作者的革命情绪。共同的对敌人的仇恨和反抗，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热爱和肯定，是作者抒情的根本所在。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与作者革命的感情的融合，使得作品的诗意更加强烈了”。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如飞鸟出笼，自由豪迈之气。她们挣脱了旧时代所加予的重荷，向着广阔幸福的天地飞翔，她们是解放了的人。在她们的性格里，强烈地反映着中国妇女的崇高灵魂和必胜信念”。这些观点已成为今天关于孙犁作品的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