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年的孙犁先生说：“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读史中，孙犁先生又特意说：“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范晔传》，便是这样的文士传记。范晔著有《后汉书》，此书颇受后人推崇，成为二十四史之一。1989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读宋书·范晔传》。

　　在这篇读书记中，孙犁先生写了范晔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孔熙先的人，有谋反之意，想从挑拨皇家兄弟之间的矛盾入手，寻找帮手，物色人选，找到范晔，先投其所好，与范晔赌博，故意输给范晔很多财宝，然后引范晔陷入宫斗的漩涡。不想，被同时参与谋反的一个叫徐湛之的出卖，范晔被捕入狱，最后以死，只有48岁。作为文士，命运结局很悲惨。

　　对于范晔，当时的人，有过这样的评价：皇帝说他“意难厌满”；徐湛之说他“富贵情深”；范晔的哥哥说他“此儿近利，终破我家”。

　　孙犁先生的评价是对徐湛之和皇帝评价之语的进一步解读。他说：“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做官，也就是为求富贵荣华。”“做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又说：“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多‘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针对范晔，孙犁先生拔出萝卜带出泥，进一步指出“文革”中出现的两个人，也是这样的两个文士，并说：“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孙犁先生没有对范晔哥哥的评价进行解读，其实，范晔哥哥所言范晔“近利”才是其“富贵情深”“意难厌满”之心理诱因，是这类文士的软骨，如果范晔不是最初禁不住孔熙先财宝的诱惑，不至于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最后被杀头。

　　孙犁先生也没有再说出卖范晔的那位徐湛之。徐后来参与宋文帝废太子，太子发现宋文帝的意图，发动政变，先发制人，杀了宋文帝和徐湛之。徐湛之死时年仅44岁，比范晔死时年龄还小了四岁。告密而出卖人者，也都没有好下场。

　　二

　　孙犁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书《曲终集》中，这样读史的文章占有相当的比重，足见其对这类文字的钟情与重视。其中有一组十六篇《耕堂读书随笔》，九篇是读《后汉书》。《后汉书》里有一则《冯衍传》，读《冯衍传》的这篇随笔，有个副标题《一个文过其实的人》。孙犁先生先援引传中说冯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之语，如此奇才，始终得不到皇上的待见。然后设问，其因如何？

　　孙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说了冯衍的一则事例：“他说古代有个故事：有人挑逗两个女子，长者骂他，幼者顺从。他选了长者为妻。他以为皇帝用人，也应该这样，不要摒弃反对过自己的人。”孙犁先生说：“这个想法太浪漫了。”所以，光武、显宗两朝皇帝都不用他。《后汉书》中说他“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这是文人读史，愿意以生活细节观照史中之人。细节与结果之间，留有相当大的空间与空白，需要填充。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点，即一生梦想为官的文人长处之“文”，常会在皇帝那里“文过其实”，甚者“一文不值”。文与权，士与官；文人的浪漫主义，和皇帝的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码子事。文人要想在皇帝那里得到“烟儿抽”，需要拿捏这两者的火候，显然冯衍欠这个火候。

　　孙犁先生指出，冯衍的“文过其实”，根子在于他的为人，“言行不一，文实相违”。这个“文实相违”，要比“文过其实”严重多了，却是很多文人难以剔除的软肋。孙犁先生说冯衍“一方面，在言志时，反复申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净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一方面，又不安于贫贱，向皇帝求情不得，又频频给权贵上书，请求支援，帮他找个官位。言辞卑微，和文章大相径庭”。

　　文章最后，孙犁先生说冯衍而旁涉现实，写了这样一笔：“念了若干年书，又被人称作‘奇才’，也是不甘清苦的。他会看到比他得志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坐的什么。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就不能呢？他是怎样得到的呢？我不会学习着来试试吗？于是冯衍之所为，就无须责怪了。”这一笔，见孙犁先生的老到，绵里藏针，看似宽容，实则讽喻。

　　三

　　孙犁先生读《旧唐书》，记录了其中《文苑传》载唐诗人宋之问一则逸事：说的是武则天到洛阳龙门，令随从下官当场作诗比赛，得胜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的诗先作成，武则天便把锦袍赐给了东方虬。之后，宋之问的诗作了出来，“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 。这个“夺”字，很是醒目。已经将锦袍奖给他人，转瞬之间，竟然可以一把夺过来，再奖给另一个人。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发奖会，都是难见的一幕。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快。

　　孙犁先生对此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孙犁先生说的这个“为荣”与“为耻”，很有意思。他将宋之问和同载《文苑传》的同代诗人陈子昂，做了这样简明扼要的对比：“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严肃指出文人的“荣”与“耻”，并不仅于陈宋，而旁涉现实。孙犁先生在文章后面说：“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这个“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有弦外之音。孙犁先生曾经说自己写这类读史文字时，常会“每每涉及当前情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却恰恰是这样的“故习”，让孙犁先生这类读史的文字耐读而别有韵味。

　　谨以此小文三札，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

　　2025年6月25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