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报人、作家、书画家、《益世报》副刊“语林”主编吴云心先生（1906—1989）晚年写有《忆往五首》，其中第一首诗这样写道：“何处传来号角声，愿将血肉筑长城。深宵伫立寒风里，热血一腔更沸腾。”

　　诗所写何事，如此慷慨悲壮，且忆及往昔仍念念不忘？诗后有题跋，称是1937年初冬深夜，诗人走在天津英租界一条街上，忽然有声音自一座大楼里传出，播放后方新闻之前先广播《义勇军进行曲》，当他听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不禁热泪盈眶，血液沸腾。吴老又忆及，上世纪30年代他曾在友人家见到此歌的作曲者聂耳，是一个体格矮小的年轻人，看样子生活很清苦，夜里才到天津，次日还要走，当夜只好住在友人家，在地板上睡了。

　　查聂耳日记，他曾于1932年8月7日自上海登船，三天三夜后“漂到大沽口，由码头坐无灯火车到塘沽，搭九点半夜车到天津，住旅馆”，一宿没睡，写信二十八封，11日乘火车去北平。这和吴老所记有出入。聂耳是否还在其他时间来过天津而日记失记，也未可知。

　　聂耳那时已与田汉相识，成知音之交，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由田汉介绍入了党。1935年2月，田汉创作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曲歌词之后即被反动政府逮捕，由夏衍接力完成剧本；聂耳看罢歌词，慨而系之，愿为搭档谱曲，但曲未谱成，他已东渡日本，未久将曲谱终稿寄回祖国。当年5月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迅速传遍全国。

　　同年7月27日，田汉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狱，此时，《义勇军进行曲》已成名曲。然而不幸的是，聂耳10天前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遇难。田汉于是写下《悼聂耳》：“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

　　田汉、聂耳二人珠联璧合，合作多首歌曲，而《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他们合作的绝唱。

　　1935年年末，“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的学生集会，都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此曲甚至风行海外。吴云心先生也忆及，这首歌在抗战中始终起着鼓舞人民前进的号角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风行之后，立即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起的民众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青年音乐家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站在高凳上指挥、教唱群众的情景，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之后，刘良模又在全国多座城市如广州、长沙等地宣传、教唱此曲，其中也包括天津。

　　我读到过天津三八女中毕业生陈晶的回忆文章，说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其中的骨干分子有上海银行职员杨祖权、北洋工学院的孙景芳等，而有一次上海的刘良模到天津来，受邀到歌咏队教歌，到会的有200多人。

　　著名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积极宣传的波兰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津时也目睹了刘良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那是1937年3月的一天，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中，刘良模正带领着400多人高唱此曲。爱泼斯坦得知刘良模来津后即前去采访，他也倍感新奇，在他看来，除了苦力喊的号子和化妆登台唱的京剧外，中国人一般是不唱歌的。还未入体育馆门，爱泼斯坦就听见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就像一位神情紧张、声音沙哑的司令官，在发动攻击前夕，向下定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

　　数百人在刘良模的指挥下放声歌唱，包括大中小学生、工人、店员、报童，还有拉人力车的车夫，他们都表情严肃，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地反复歌唱。当时的天津虽然还没有沦陷，却驻扎着4000名日军和许多日本侦探、间谍，歌咏活动的第一天，就有两个日本侦探突然闯了进来，刘良模镇定自若地用更加有力的手势鼓励大家继续高唱。

　　歌咏活动结束后，爱泼斯坦问刘良模为什么要开展这种歌咏活动，刘良模回答，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识字，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会遭到逮捕，而歌曲可以把抵抗的口号通过人们的嘴传开，这种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当采访结束时，刘良模紧紧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会变成战斗队！爱泼斯坦为刘良模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青年所深深感动，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题为《反抗的歌声》的报道。

　　此后在天津街头，爱泼斯坦还注意到有工人一边走一边哼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两年后的1939年，他那本记录了1937年和1938年中国战况的书——《人民之战》在英国伦敦出版，其中一节是《抵抗之歌》，再次写到天津人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

　　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甘愿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样的民族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