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一卷的作文题，题干材料选取老舍、艾青、穆旦三位现代文学名家的名句，引发考生联想、思考，写出文章。穆旦的名句是：“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出自2004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诗篇《赞美》，也是这位“九叶诗派”诗人入选各种选本频次最高的诗篇。对很多人来说，穆旦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此，不必在全国高考第一天惊呼“谁是穆旦”。

　　穆旦于1941年12月创作了《赞美》这首诗，发表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的刊物《文聚》创刊号，且作为“头条”刊出，诗人时年24岁。此时他已受聘西南联大外语系助教一年余，3月，穆旦辞去西南联大教职，投身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发表《赞美》前，穆旦已创作出反映西南联大“躲警报”生活的诗作《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发表了真实记录他参加从长沙出发，跋涉至昆明的“世界教育史上一次长征”的诗歌《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以及日后被文学研究界公认为现代诗佳作的《蛇的诱惑》《玫瑰之歌》等，而《赞美》一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首诗实则建构起穆旦的诗人形象——

　　宝石出土。穆旦创作《赞美》之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文聚》杂志的主要创办者林元称，诗人穆旦对祖国和人民倾泻了海一样深沉的感情，用无数象征性的事物诉说一个民族走过的贫穷、灾难、耻辱的道路。颜色虽然暗淡，调子虽然沉郁，但主旋律却是昂扬的——诗人看到了人民“溶进”了抗日洪流，激情地一再欢呼：“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人的才华当时还被埋在泥土里，我们决定把《赞美》放在创刊号的‘头条’。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的光辉，读后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林元回忆道。

　　“带血”的歌。西南联大诗坛“四杰”之一袁可嘉（另三位是穆旦、郑敏、杜运燮）在《九叶集》序中说，上世纪40年代初，穆旦以何等深沉的感情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篇的第二段，出现在田野中劳作农民的形象，令穆旦想到多少个朝代在劳苦大众的身边升起又降落，把希望和失望压在大众身上，如今中国民众在抗日宣传鼓动下投入了军队，“溶进了大众的爱”“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因为战争总是有伤亡的，穆旦沉痛地写道：“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痛感自己没有力量给这样的农民创造幸福，只能为他的死难痛哭，但暂时的苦难终将带来民族的复兴，因此说，“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种悲痛、幸福与自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他对祖国的赞歌伴随着深沉的痛苦和严厉的自责，是“带血”的歌。

　　心和双脚。《文聚》创刊号只是一册薄薄24开本杂志，这期杂志上也刊发了穆旦的外文系同学、西南联大诗坛“三星”之一杜运燮（还包括穆旦、郑敏）的诗《滇缅公路》。杜运燮后来写道：凡是读过穆旦《赞美》一诗的，都会对他在每节末重复的“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诗行，留下深刻的印象。穆旦要以“带血的手”拥抱“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真挚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同时表达了他对多难的民族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作为穆旦一生的挚友，杜运燮说，穆旦的心和双脚总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土地连在一起。

　　同期《文聚》杂志还刊发了《一月一日》和《角度》两首诗，作者是与穆旦同为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成员的罗寄一（江瑞熙）。罗寄一回忆说，穆旦以形象的语言刻画苦难中祖国的山川，赞美受饥饿、贫穷和压迫下挣扎却并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民，那江河直下般深挚的抒情引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巨大希望。

　　1942年5月至9月，穆旦亲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决死战斗及随后的大撤退，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跋涉中于死亡线上挣扎，历尽艰难撤至印度。关于这段经历，穆旦写有纪实散文《光荣的远征》《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及作于1945年9月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留下80年前抗战岁月里直面生命、歌唱英灵的代表作，足以称得上是一首庄严悲壮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