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多名胜，孤山为其一。然而孤小一岛屿，碧波环绕间，山势起伏、花木繁茂，亭台楼阁错落别致。这是我第四次到孤山了。在这里可以随处发现美，而这里的美又与惊艳无关。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及人文情怀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

　　这次走的是南麓。结伴四人，不徐不疾，行至东邻西泠印社，西接俞楼处，有一片小广场，中间有大树，我等尚不及在树下小憩，便见一四角凉亭，匾额书“六一泉”。见介绍，此泉乃大文豪苏轼以其老师欧阳修晚年之号“六一居士”命名。

　　六一泉的泉池当真不算大，约三四平方米，上有半壁亭。天下名泉，似乎真如《陋室铭》所言，从不以大小而获名。泉池内种植莲花，几尾红锦鲤在悠闲地游荡。

　　我一度很惊讶孤山上如何会有如此多的泉，我是在西泠印社看路线图时偶然发现这一点的。若由此翻越孤山，将是一路泉“涌”不断。早在900多年前，苏轼就为游杭州的朋友提供了一份旅游“攻略”，原文就在《东坡志林》里，重点提及了自己命名的六一泉，“孤山下有石室，室前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可见苏轼对六一泉是格外钟爱的。

　　欧阳修宦游一生，多地为官，却未到过杭州，自然不会凿疏此泉了。

　　当年，余杭人诗僧惠勤曾孤身来到河南开封，从师欧阳修多年，且声名鹊起。欧阳修写了三首《山中乐》同题诗相赠，并劝其返乡。回到杭州后，惠勤在孤山结庐隐修，轻易不见客。

　　宋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赴任杭州通判，此时其恩师欧阳修已告老还乡。当年欧阳修慧眼识珠，非常欣赏其才华，礼遇有加，苏轼亦感念此等知遇之恩，与之亦师亦友，更像是忘年之交。欧阳修逝后，苏轼时常缅怀这位“一朝为知己”的老师。

　　因而在上任途中，苏轼特地绕道汝阴去看老师。欧阳修告诉他，“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

　　苏轼到杭州的第三天就急不可待地来孤山，与惠勤相见。二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结为诗友。苏轼此后便常来广化寺和惠勤讲经处，与之对弈、品茗、谈诗论文，一起畅谈天下。第二年，欧阳修去世，苏轼赶到孤山与惠勤哭祭一场，两人对欧阳修的感情都深厚无比。

　　十八年后的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来杭州任知州。重访孤山时，惠勤也已去世。惠勤的弟子二仲为表纪念，在其师讲经处挂着老师和欧阳修的画像，对苏轼说，最近此处突然涌出一泓清泉，“师闻公来，出泉以相劳苦，公可无言乎”？深信是师傅在天之灵有感应，特意出泉相迎，并请苏轼取名。

　　苏轼久立亭中，看着惠勤和欧阳修的画像如见人，不禁感慨万分。想起惠勤曾说欧阳修，“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杭州人以其未来过杭州为憾事。感慨前言往事，“乃取勤旧语，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一方面让杭州有个纪念欧阳修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对欧阳修的哀思。

　　后来苏轼写下《六一泉铭》，铭刻于石壁上，纪念惠勤和欧阳修。六一泉因欧阳修与苏轼而名声大噪，由此成为孤山一盛景。

　　南宋诗人杨万里来此纪念，并作诗《以六一泉煮双井茶》，述“细参六一泉中味”，同代喻良能挥毫作诗《记六月二十日湖上所见》，述“羽客相携六一泉”。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宋元间诗人方回的《饮孤山六一泉有感亭以太湖石为柱梁》一诗：

　　解后犹存石柱梁，周家九鼎尚沦亡。

　　此泉只是寻常水，为有欧苏姓字香。

　　无奈世事沧桑，千百年间，此泉几经湮废。

　　我所见六一泉，泉眼是20世纪60年代重新疏浚的，半壁亭也是其后复建的。我内心明了，除了泉眼、山石位置变化不大外，在历史的长河里，地面上一切曾有的建筑物，都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

　　“古往今来谓之传，学以致用谓之承”。六一泉的历史，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欧阳修、苏轼、惠勤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一泓清泉和一段往事。几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风流人物，在泉边洗笔留诗。今天的六一泉，虽已看不到泉眼汩汩涌动，唯有一池静水幽然如故。但前贤的德望、学问和精髓，早已比泉水更为源远流长。

　　那天我先是坐在一棵树下，不受同伴相扰，静静地想心事，不经意间发现，虽不能思接古人，却也不免多些发散性思考。起身后我盘桓六一泉边良久，将离去时，隐隐嗅到了一种异香，我潜意识地将之视为书卷气。此刻，望着匾额上的“六一泉”三字，我眼前渐渐浮现出欧苏二文豪的形象，终究还是他们那种超越生死的情谊，那些感动山岳的精诚，使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进而生发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