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浩如烟海，好的翻译可以让读者无限接近原作的内核。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译本？近日在北京首都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刘文飞，文学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许小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一起就“爱上名著，从选好译本开始”这一话题举办了一场阅读分享会。

　　分享会通过近期由十月文艺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翻译大家翻译的《老人与海》《小王子》《动物农场》《佛兰德斯的狗》《小毛驴之歌》五部经典名著，解析了译作的文学精髓。刘文飞以郭宏安翻译的《小王子》举例：“世界上有太多的玫瑰，但你爱的可能只有一朵，就像小王子拥有的独一无二的那一朵一样。”

　　每个新译本

　　都有时代性

　　我们去书店买书，或在网上买书，如果买的是中国作家的作品，那么一定会注意作者是谁，是莫言、余华还是刘慈欣。但是，在买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时候，会注意到译者是周扬，还是刘辽逸吗？我想有人会注意，但这样的人往往是研究俄国文学的学者，或翻译圈的人，而普通读者看到的只是“列夫·托尔斯泰”。

　　问题是，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在中国至少有二十个译本，几乎每个译本都有自己的翻译特性，该如何选择呢？当然，一个好的译者，他的翻译跟原作的差异应该不大，译者不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译者的语言风格就是原作的语言风格，但是，译者的文字有好有坏，在某些遣词造句上有他的独创性。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文学翻译的几个悖论》，谈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几个大语种的外国文学，都有自己的翻译传统，不看封面的话，只要翻开一本书，大致就能断定这是俄语文学、法语文学，或是日语文学。这样的风格，到底是原语种文学本身就有的，还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各语种的翻译家们构建出来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鲁迅先生特别讲究翻译的忠实，所以他有一种硬译、死译的方法，比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我们现在还是喜欢用他翻译的“死魂灵”这个名字。俄语中有一个词是“灵魂”，农奴主家里有很多农奴，每个农奴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单位，《死魂灵》写一个人去买这些死去的灵魂用来抵账。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想把它翻译成“死丁”，但舍不得鲁迅先生的这个译法——把“灵魂”颠倒一下，变成“魂灵”，再加上一个“死”。“死灵魂”肯定是不通的，也不美，“死魂灵”就很漂亮，这个书名被固定下来。

　　现在很少人读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因为他的译文不太流畅，读起来觉得累，但是，鲁迅先生自己写的小说，用同样的语言，绝对不能说写得不流畅。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翻译带给我们的感受，但我想，为什么我们看不懂《红楼梦》从来不怪曹雪芹，看不懂《死魂灵》却要怪鲁迅？

　　很多年前，我去莫斯科参加翻译家大会，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沼野充义在会上发言，题目是《契诃夫在日本》。他说，每过三十年，日本人就要把契诃夫重译一遍。我想中国差不多也是三十年重译一次。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反对重译，觉得已经有这么多好译本了，为什么重译？其实，作为翻译者，我们应该给大家创造不同的选项。读者是不是就要选择最新译本？不一定，但每个新的负责任的译本，一定有译者所注入的时代性。

　　跳出翻译本身

　　进入二度创作

　　今天我要谈到的两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和郭宏安先生，都已经去世了。李文俊先生退休前一直是《世界文学》的主编，他翻译了很多英美文学作品，尤其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最为著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译作是中国现代派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文学源泉之一，他作为翻译家，以一己之力为中国作家创造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现代小说话语。余华、格非在不同场合都谈过这个问题，一位翻译家对中国作家的写作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是不得了的事。

　　但是我们看到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本《老人与海》，译法并不是特别现代。这部作品是别人约他翻译的，他几乎没有推辞就答应了，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51年，海明威在古巴写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6年，中国的《世界文学》翻译发表了这部小说。李文俊先生曾说，当时他们编辑部一位俄文编辑看到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俄文版《老人与海》，便推荐了这部小说。编辑部把翻译任务交给朱海观先生，他是李文俊先生的前辈。小说在《世界文学》发表的时候，李文俊先生是责编。

　　《老人与海》翻译发表后，李文俊先生接到任务，翻译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但很快有人推荐了更有名的译者，李文俊先生错过了这个机会。这成了他的心结，而事实上，这又是他的幸运，促成他离开海明威，拥抱了福克纳。

　　李文俊先生晚年喜欢听交响乐，一曲一曲、一遍一遍地听。在《老人与海》的译序中他写道：“在经历了一场理解、共鸣与表达技巧上的艰苦搏斗之后，我终于奏成了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那样的一首赋格曲。在按完那余音袅袅的最后一个音符后，我真是心潮难平啊。琴艺工拙姑且不计，是否有个别听众在听，他或她是否欣赏，那都与我无干。反正这神圣的琴音已使我自己在心灵上受到了一次洗礼。”此时的翻译家跳出了翻译本身，进入一种创作状态，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二度创作。这种文学语言不是每个译者都能掌握的。

　　我也是一名翻译者，我特别欣赏李文俊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做翻译的人，在决定翻译哪部作品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这个作品的难度、能不能出版、挣多少稿费、印多少册，而一定是喜欢这个作品，读了以后，作为翻译家一定会心痒，按捺不住，不翻译这本书会后悔。这段话可以给我们这些晚辈当座右铭——不翻译就睡不着觉。这件事情跟写作差不多，所有的作家、诗人写小说、写诗，恐怕都是不写就寝食难安。

　　李文俊先生比我年长近三十岁，是我的长辈，在我心目中很威严；而《小王子》的译者郭宏安先生虽然也比我大十几岁，但我却一直称他“宏安兄”，他只要有译作出版，一定给我送来，在我的办公室聊上一两个小时。

　　译者语言如同散文

　　那些文字源远流长

　　郭宏安先生的文字非常讲究。记得有一次，我俩坐火车去参加学术研讨会。他躺在下铺看《先秦诸子散文选译》，我问他，你一个翻译家，为什么看这本书？他说，汉语实际上就来自诸子散文，“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念口生”，正是这个道理。

　　他翻译《小王子》时，写着写着，突然有一段文字离题了，谈到沙漠：“沙漠尤其具有一种使人心返回到童年时代、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的神秘。说神秘其实并不神秘，沙漠上月光如水，心垂四野，天地消融在无迹无涯的宇宙之中，人消融在天地，人、天、地三者共为一体，同享无始无终、无差无别之乐。”这不是译者的语言，是他自己的散文。他忍不住要去小王子待过的沙漠，寻找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看书特别“贪婪”，一目十行，但这次读《小王子》，我有意放慢速度，越看越感动，也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尊重的兄长郭宏安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我想，郭宏安先生和《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一样，也是不朽的，因为他们的那些文字源远流长。

　　现在中国读者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不仅英语好的人多，我还遇到不少年轻朋友，为了读韩国小说而学韩语，为了读日本小说去学日语，我觉得特别好。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一边是AI（人工智能）发展，一边是人们的外语水平越来越好，翻译家可能要失业了。我说，至少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代表了社会进步，是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