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后的几个月,我梦见我要结婚了,她赶回来参加我的婚礼。梦中我们一起参加典礼,开心自拍。她还换上当年结婚时的礼服,与父亲又拍了一次婚纱照。典礼结束后,全家人一起回家煮饭,度过美好的一天。
梦醒后,我坐在床上哭了好一阵子。当时的女友打电话来,我跟她说起这个梦。她问,新娘是谁呢?我说不记得了,只知道是婚礼。但是我想,新娘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吧。彼时交往不久,我到东京做研究,她和家人一起到机场送机。一年后妹妹的婚礼、母亲的告别式,她也都参加了。
只是,我们终究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
母亲走后,偶尔在KTV唱到情歌被触动,我就会把歌记下,加入到未来的婚礼歌单。参加别人的婚礼,也总是当作见习,并在心里默默排演:若我成为主角,要不要请熟识的学弟当主持?小时候的旧照片还在吗?新郎要不要发言?当我回神,看见双方父母偕同新人进场,这一刻总是让我热泪盈眶。倒不是为了朋友成婚而感动,而是我总忍不住想:母亲也很希望看到这一幕吧。如果她在,不知道会笑得多开心呢。
母亲过世两个月前才参加了妹妹的婚宴。母亲是不喜欢社交的人,与不熟识的人同桌,她总是客气而尴尬。她也不爱拍照,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相机对着她,她总是慌忙闪躲。但是在妹妹婚宴那天,她神情愉悦,穿着不久前与父亲到老城区特别购置的新款洋装及枣红色小外套,别上胸花,在镜头前落落大方。
那大概是母亲少数几张面向镜头的近照了。布置灵堂时,我只能从那天的照片中选出一张,作为她告别式的最后身影。
梦中的那一场婚礼,我在心中预演多次,却不曾举办。
与后来成为妻子的汪维卿决定结婚时,我们只在赁居地的民政局办理了登记,请证婚的两位挚友吃了一顿海鲜,就算完成仪式。倒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办婚礼,我也知道丈母娘其实有期待,只是我和汪维卿并非重视形式的人,加上忙碌,也就暂且将此事搁置。后来丈母娘说:“不办也没关系啦,不要让你们年轻人那么累。”我们一度怀疑有没有听错,却也松了一口气。结婚周年前夕,我们趁着给汪维卿的奶奶祝寿回到家里,参加家族聚会。大伯母为汪维卿化了个淡妆、戴上精致的皇冠与头纱,让我们在亲族的见证下正式向父母行礼,婚礼一事算是完成。
汪维卿不曾与母亲见过面。母亲在世时,我大概也没有提过她。我们就读同一所大学,甚至还是同一位教授指导,算是同门师兄妹。但我博士班入学时,她已把硕士学分修毕,几乎不在学校出现。认识七八年,我们至多就是偶尔会在书展、座谈活动遇见的微友,打过招呼后,就不太知道说什么了。写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共同熟识的朋友邀大家到他家聚餐,我正好完成重要一章,出门放风透气。当时她已在地方文化馆工作,下班后也来了。朋友家书多,她蹲在书柜前随意浏览,取下一册,坐到电暖器旁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也不管其他人正起哄着要直播烤乌鱼子。爱吃如我,自然跟着大家到厨房凑热闹。高粱腌渍的乌鱼子烤好了,发出迷人的酒香,众人如抬轿般簇拥着乌鱼子走出厨房,而她还端坐在客厅看书。
“汪维卿,来吃乌鱼子啦,看什么书!”朋友喊她。交往之后,我偶然提起此事,说那时觉得她看书的样子有点可爱,才去找她讲话。她抱怨,朋友老是喜欢把一堆不熟的人揪在一起,简直莫名其妙。她不知如何避免尴尬,只好看书。
“不过你一开始超难聊的啊。”我说。
托朋友的福,我们莫名地走到了一起,并在他们的见证下登记成婚。不知是不是巧合,聚餐那一天,正好是母亲的生日。汪维卿的生日也在那几天之后,说来同样是水瓶座。梦中婚礼那位面目模糊的新娘,我想并没有特定指谁,因为母亲说过,无论我爱谁,她都祝福。
如果母亲还在,我想我会很乐意介绍汪维卿给她认识。
虽然已经无法证实,但我总觉得她们会合得来。两个都是慢热、不爱社交的人,但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多的修辞与表演,以及不必要的勉强。她们都爱看电视,我想这会是很好的媒介,不必四目相对、刻意聊天。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只要继续看电视就行了,还可以暂时离开去切水果。母亲爱看什么节目呢?生活实用小智慧的节目似乎是她的最爱。但那也许是不自觉内化的主妇人设所致。美食节目她也看,虽然不像父亲的嘴那样刁,但看到感兴趣的店家,两人相偕前往、尝鲜踩雷,也是老夫老妻的生活情趣。她也爱看韩剧,倒不是迷恋长腿欧巴,她更喜欢家长里短的狗血剧,边看边说韩国人很奇怪,没事总爱找人谈心。母亲大学是读韩文系的,只是当时韩风未起,难得她领先潮流数十年,却苦无发挥余地。每次播韩剧时跟她讲话,她总是看到出神,仅哼一声敷衍我,过一会儿才突然转过来问我刚刚说什么。汪维卿看电视时也是这样。交往后,我邀她到赁居的小套房坐坐。起初她还翻书、跟我聊天,后来往往就是看一整个下午的电视,天黑一起晚餐,再让我送她去搭区间车回家。
同住之后,汪维卿第一件想买的家电也是电视。
婚后回老家过年,我也总是想象,如果母亲在,我们三个人会一起散步到传统市场买菜,就像小时候母亲出门,我与妹妹总是爱哭、爱跟路那样。出了市场,如果遇上卖茶叶蛋或小白菜的小贩,我会买一袋回家,告诉汪维卿那是我曾经以为世界上最美好的滋味。然后我们三个人会一起洗菜、备料,准备在除夕夜大展身手,端出温暖丰盛的火锅。我也希望向母亲学做几道年菜,我与汪维卿当她的二厨,让她知道成家后我们也能自煮自食。当然,母亲也可能大手一挥,叫我们去客厅看电视,厨房的事由她处理就好。父亲现在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当她们两个人渐渐熟识、亲近,我也想听听汪维卿会怎么对母亲抱怨我。对理智的汪维卿而言,我是过于任性的人,做自己、不听劝,荒唐乖谬、感情用事。对母亲而言父亲似乎也是这样,不太在乎传统习惯,双重标准、固执,想做的事一定会做。母亲的抱怨,这么多年我也听了不少。曾经我以为自己比较像母亲,内向感性、谨慎多虑。母亲说我们A型血的人比较聪明,不要像你爸,做事瞻前不顾后,但是父亲说,这叫作胆识。长大后,我身体里父亲的基因似乎活跃了起来,成为显性的存在,有时甚至比父亲还冲。父亲毕竟在商场打滚,深知人情世故,他的任性只留在家里。虽然是甜蜜,却也让母亲吃了不少苦。我的任性就不太受控了,尽管近年遭遇了一些变故,不得不收敛起老是亮在外面的锐角;当了老师后,也必须承担责任,学习不让情感先行。不过在汪维卿看来,我四十岁了却还像个小孩一样,易哄难教。
“你对我很严格啊。”有一次我忍不住申诉。
“你是不是没有被要求过?”她给我一个白眼。
如果汪维卿趁着备料跟母亲抱怨我,母亲会怎么回应呢?会苦笑着说他跟你公公愈来愈像,或是哈哈大笑叫我自己来谢罪解释呢?
想象归想象,与汪维卿交往时,母亲离开已两年有余了。婚后,每年母亲生日,我都会带一个小蛋糕回来,煮一壶红茶,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与汪维卿双手合十祝她生日快乐。记得有一次,我没讲几句,忽然情绪一满,泣不成声。汪维卿抱了我一下,接着把我没说的话说完:“妈,元元很想你,你要保佑我们哦。”
那是她第一次跟未曾谋面的婆婆说话。
母亲在天上都听到了吧。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她已在加护病房。虽然事出突然,但看她能够睁开眼睛看我们,意识清楚,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我说,妈不要怕,我跟妹妹都回来了,我们都在。她流下眼泪。我说你要加油,我们会做好该做的事、照顾自己,你好好休养,快快好起来。她摇摇头,好像想说些什么,但含着呼吸器不好说话。我说没关系我来猜猜,你是不是想说──我连说了几件她平常会叮咛我们的事。父亲与妹妹也加入猜谜,帮她打气,但她还是摇头。我急了,探病的时间就要结束。我说,妈,我们爱你,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再来看你哦,晚安。她没有言语。在冷调的白炽灯下,我没有看漏她眼角闪着的泪光。
转身离开病房时,尽管不舍,但我们真心以为过了今夜还可以再见。
最后母亲没说出口的话,我想了很久,也懊悔了很久。母亲也许只是要说:我要离开了,但我害怕听见,只好假装不懂,继续猜着错误的答案。
母亲走后,我梦见要结婚了,她赶回来参加。也许这就是她想对我说的话吧。
于是梦中的那场婚礼,我不时在自己的心中反复预演,像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期待逝去的人有一天会再次降临,重新复活。
然而我也害怕,我光是想到,未来婚礼进场,若只有父亲一个人牵我们的手,孤单站在台上,就难过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也担心,届时整场婚礼,会不会就我一个人哭得最惨?这样仪式还进行得下去吗?所以当丈母娘说婚礼不办也没关系时,我还真是松了一口气。
但决定不办之后,我也不能不时时反刍自己的软弱。说没有办婚礼,或许并不是很正确。与汪维卿结婚那时,我仍在师大兼课。登记之后的第一个上课日,我与汪维卿一起到学校(我开新课,她有兴趣就会来旁听,学生们都认识这位年轻师母),远远就看见一位学生站在教室后门。我问怎么了?她说门锁着,同学去找总务处处理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咦,不是说锁着吗?我带着疑惑踏进教室,一看,里面已有十多位学生。地上有用板报纸铺成的红毯,有同学站在椅凳上用双手搭成鹊桥,还有许多人高举拉炮,蓄势待发。他们在黑板上写着“掉粉大会”,画我与妻的图绘,中间贴着一个大红色的镶金“囍”字。我回头牵住妻,在欢呼声中笑着前行,接受学生送给我们的惊喜与祝福。来到讲台前,我已笑到流泪,但仍先设定好课程投影,才拿起麦克风向学生致谢。于是那一天,我就在铺有红毯、贴满大大小小“囍”字的教室里,上完三学分的战前东亚现代主义文学专题以及两学分的英国小说选读。有些外系或迟到的同学搞不清楚状况,坐立难安,却又不知从何问起。我偷笑,不时与知情的学生们交换恶作剧的眼神。下课后,我与汪维卿拆下黑板上那个大大的“囍”字,准备带回家布置新居。最小的一个,据说至今还贴在403教室的门板上。
完婚三年,我们终究没有正式举办婚宴。这场由学生们紧急策划、荒谬而温馨的“掉粉大会”,于是成为我与汪维卿唯一一次的红毯进场。我在心里反复预演的梦中婚礼,没有想过竟是由学生们为我们实现。而想象中总是让我不知所措的那一幕,竟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甚至也忘记了悲伤。
那一天早上,我牵着新婚妻子的手,在学生的欢呼与拉炮声中大笑进场,母亲在天上也看到了吗?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