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是“90后”，曾在天津市实验中学任教，后辞职写作，是天津市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他历时四年将庄子哲学巧妙地融入儿童文学《少年逍遥游》，为创作《梅兰芳：京剧大师》深入研读十余本传记。从讲台到文坛，他探寻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其高深莫测，而在于能否进入孩子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被书刊点亮的岁月

　　始终在我笔下活着

　　我的童年是在廊坊姥姥家度过的。姥爷是农民，却嗜书如命。我小学时就习惯了囫囵吞枣般地读那些大部头的书。说来有趣，我爷爷是大学老师，藏书虽多，却不及姥爷的书驳杂。如今姥爷八十多岁了，记忆有些模糊，却总念叨：“我的书都是给你的。”那些泛黄的旧书，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后来我回到杨村一中，小城的书摊比图书馆更让我着迷。放学后蹲在书摊前，腿麻了也不肯走，读到深夜也是常事儿。无论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的旧刊，还是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书，都能轻易翻找到。

　　真正让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冯淑娟。教我时她已是全国特级教师了，她从不作教条式的指导，只说：“你们每个人都是作家。”她让我们模仿经典，再慢慢挣脱，写自己的故事。13岁那年，她帮我投出第一首诗，发表在《东方少年》上，写的是我童年记忆里的石子路。

　　“90后”像是一群早早隐退的旁观者，因为内心不够强悍，恐惧评价，但那些被书摊、旧杂志和老师们点亮的岁月，始终在我的笔下活着。二十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有文章见报。这或许是我们这代写作者的幸运，我们是被老一辈作家、资深编辑托举着、呵护着长大的。曹文轩、张之路、金波、金本等文坛翘楚，真是一步步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

　　大学二年级，我仍在写诗歌。但当我不再能自然捕捉到孩子眼中转瞬即逝的火花时，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是成人诗歌，要么是儿童文学创作，我选择了后者。诗歌是纵身一跃的艺术，但小说不行，它是含蓄的，人物的悲喜、故事让读者慢慢品，需要内外双线的严丝合缝。

　　刚开始写小说，最让我头疼的是场面描写。我的导师、北师大文学院张莉教授点拨我：“回到你的专业去。”于是我重读鲁迅，懂得了什么是谋篇布局。徐子东老师有句话说得妙：“鲁迅是座山，张爱玲是条河。”学语言节奏，我转向张爱玲，她擅用镜像、月光等意象表现时间流逝。

　　冲突要写得精彩，还得看金庸。令狐冲出场时的潇洒，华山论剑时的气势，都是现成的教科书。但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必须回到故乡的语境。铁凝笔下的《笨花》《玫瑰门》给了我语言的基底，而冯骥才先生对民俗的俏皮书写，则让我在短篇中找到了自己的腔调。就这样，结构有了，节奏有了，语言风格也有了，剩下的故事，就得让它自己成长了，就像在大树的荫庇下，慢慢长成一株有自己年轮的小树。

　　新作品《少年逍遥游》

　　是为孩子准备的锦囊

　　我的小说创作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面向儿童读者，而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也正是我灵感的源泉。绘本《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是一部讲述昆曲传承的作品，承载着太多期许。记得在昆山“小昆班”采风时，“梅花奖”得主周雪峰老师带我走过那条“很长很长的路”，从市区开车到公交站，再转“三蹦子”，才能抵达乡村教室。起初只有三个半学员，那半个，是个趴在哥哥背上看戏的娃娃，如今已走出十几个“小梅花奖”得主。

　　《梅兰芳：京剧大师》的创作，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两年的写作历程，背后是我对京剧十多年的热爱与积累。这本传记成了孩子们认识大师的窗口。最动人的是豆瓣上的读者留言：“原来‘蓄须明志’四个字，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些作品像戏曲行当里的丑角，表面插科打诨，内里严肃深沉。《男旦》里学戏的男孩其实是在对抗校园暴力，《穆桂英挂帅》里的陈皮要找寻的是戏里的义。就像梅兰芳先生说的：“戏要三分生。”写给孩子看的传统文化，也得留七分天真，三分深意。

　　新作《少年逍遥游》四本薄薄的小书，每本不过万余字，却耗费心力。要让八九岁的孩子读懂两千年前的智慧，还不能偏离庄子的精神底色，这是创作的难点。我见过太多焦虑的孩子：害怕考试失利，恐惧黑夜降临，甚至不敢直视深海；见过骄傲与自卑如何撕扯着他们的心灵；更目睹过无数手足无措的告别。庄子的《逍遥游》不是给垂暮之人的安慰剂，而是为这些困境中的孩子准备的锦囊。

　　我做了很多笔记，研究了六部关于庄子的专著。编辑打趣说：“你这哪是写书，简直是在给当代教育开药方。”我在书里反复强调：逍遥不是躺平，而是在明确底线后的自在飞翔，就像大鹏鸟，它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勇往直前。

　　有位古代文学专家质疑：“你写的真是庄子吗？”我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您也不是庄子啊。”学问的价值不在于复述经典，而在于让古老的智慧照亮当下。就像“鲲化为鹏”的故事，庄子早已讲述了“变与化”的奥秘。鲲，在古代文学词典里是“小鱼”的意思，庄子笔下转眼却能“不知其几千里”，这不正是在教孩子打破成见吗？

　　最让我触动的是“告别”那一章。男孩用梦笔点化外公病痛时，每一处症结都浮现爱的回忆。庄子告诉痛哭的孩子：“想哭就哭吧。”这恰恰是现代教育最缺失的，我们总要求孩子懂事，却忘了真正的成长是接纳所有情绪。

　　当我在为书中角色设计困境时，自己正经历着同样的焦虑。朋友说我：“写庄子的人自己焦虑，不是笑话吗？”但这让我明白，传统文化不是摆在博物馆的展品，而是可以握在手中的火柴，能够擦亮自己，照亮前路。

　　“虽千万人吾往矣”

　　总有东西超越算法

　　我从小就话多，后来自己当了班主任，看着讲台下叽叽喳喳的学生，突然明白——原来有创造力的人，都憋不住要表达。站在讲台上的我渴望成为孩子们无话不谈的朋友，却不得不扮演那个要求他们背诵默写的老师。

　　记得讲解课文《孤独之旅》时，看着台下闪烁的眼睛，我突然想：“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比反复分析段落大意更有力量？”奇怪的是，越是投身创作，我越珍视曾经的教师身份。

　　我在《作文通讯》开了专栏，那些年站在讲台上看过的学生作文，都成了我最珍贵的样本。我曾在《隐秀庵听雨》里写忽然间的感悟，在《稻浪翻涌水长流》中写对自然的感知，在《登斯楼也》里写登高时的几重感受。有趣的是，这些作品陆续出现在各地模拟考题里。就像我当年在课堂上常说的，语文的魅力，正在于它既容得下“一千个哈姆雷特”，又守得住文字最基本的逻辑与温度。

　　我常抛出这样的灵魂拷问：“当地震警报响起，AI（人工智能）会建议你立即逃生，但为什么总有老师选择最后一个离开？”一个男生举手：“因为算法里没有‘师德’这个参数。”教室里的学生都笑了。就像“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战士不会计算生存概率，愚公移山时也想不到子孙后代会发明电锤。这些故事里藏着比算法更重要的东西：知道有些事“虽千万人吾往矣”。

　　当AI给出最优解，总有人选择“虽不合理但合情”的选项，而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底线，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戏曲代课老师，明知留守儿童合唱团拿不了奖，还是每周辗转三趟车去教他们。问他图什么？他指着孩子们：“你看他们眼里的光，像不像当年第一次登台的我？”

　　语文教材里那些穿越千年的文本，本就是精妙的阅读范例。我想在《逍遥游》和考卷间架起一座桥，当孩子为“鲲鹏之变”的阅读理解题抓耳挠腮时，书里那个害怕深海却勇闯龙宫的男孩，或许能让读者真正触摸到庄子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