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集中力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对民众的思想革新亟待提上日程。据资料记载，天津解放初期，“全市有娱乐场所一百五十二家，戏曲、曲艺工作者有两千七百多人。剧种有京剧、评剧、越剧、秦腔、梆子、大鼓、相声、杂技、魔术等。每天观众近十万人，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通过戏曲、曲艺改革以教育民众、提升民众思想水平是这一时期我党的文化方针。文艺小报《星报》遂应运而生。

　　《星报》创刊于1950年2月16日。最初是三日刊，从1950年9月14日起，改为每日出版，四开型日报。由天津市文化局主管，阿英担任主编。阿英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他不仅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本身也比较懂戏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创作了诸多历史剧，戏剧研究的理论与批评也都拿得起来。主编《星报》期间，阿英秉承包容平和的办刊方针。创刊伊始，《星报》就提出：“这是以新的内容，新的风格，新的趣味贡献给读者，并和读者结合的报纸。”“我们也讲究‘趣味’，但不是‘低级趣味’，我们为读者‘娱乐’，但不是‘色情娱乐’，我们注重‘消息’，可并非‘桃色新闻’，我们有‘杂感随笔’，却不载‘呓语狂言’……我们希望通过这张小报，和读者共同在实际生活中，来建立健康的、新的趣味。”同时还指出，“剧艺活动”是“我们的主要课题，但也涉及文化、艺术等其他方面。必要的时候，还将谈谈时事。就是草木虫鱼，我们也愿津津乐道，只要其中有‘道’。不拘泥于一定的格式，不拘泥于一定的范围，只要于人民有利，都可以去谈。我们希望能尽量地做到轻松、活泼、趣味”。（《开场白》）从中可以看出，《星报》的创立是要去除天津一些小报过往的陈规陋习，帮助民众建立健康的文化趣味。《星报》涉及的文艺种类非常丰富，包括京剧、相声、评剧、话剧、秦腔、电影、文学等；栏目设置有文艺新闻、艺人访谈、长篇连载、理论文章、剧评、影评、曲艺作品等，琳琅满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关于旧剧革新是仍在探索的领域，许多问题都存在争论与存疑之处。因此，《星报》上刊发了大量探讨戏剧变革的理论文章，主要有戏剧家马少波开设的专栏《戏曲改革散记》，阿英亲自捉刀的专栏《剧艺日札》等。这些文章的主题包括旧戏如何进行修改、建立戏码检讨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正确执行“推陈出新”的方针等，多是从理论层面具体阐释国家的戏曲改革政策；除此之外，《星报》特别加强了评论力量，专门聘请相关专家撰写剧评文章，对正在上演的剧目做实时点评。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署名“少若”的一系列文章，《谈永春剧团演出的〈野猪林〉——对李万春先生忠实的建议》《〈三打祝家庄〉观后感》《因人添戏的例子——谈〈新花木兰〉里的两场戏》《看华编皮黄本〈窃符救赵〉——金城银行文团演出》《略谈〈太真外传〉》《再谈〈战太平〉》等，多能从历史和艺术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坦率诚恳地指出旧戏改编过程中的优劣，文章切中肯綮，现在读来依然不过时。马彦祥先生的专栏《读剧随笔》也属于此类。这些专栏还经常围绕新上演的剧作展开学术争鸣，营造了一种切磋琢磨的良好氛围。此外，戏剧家洪深的专栏《演技漫谈》、南开大学教授华粹深先生谈论梨园掌故的专栏《梨园旧事》，著名历史学家谢刚主的系列散文，都术业有专攻，文字又简洁古朴，令艺人和读者受益匪浅。

　　这种变革也需要文艺界人士的支持。乍逢新旧社会剧变，有的人起初因某些隔膜而对政治比较抵触，陷入了生活困境。阿英想方设法为他们谋出路，比如为刘云若的长篇小说《云破月来》开辟专栏连载，刊登宫白羽的自传《生之磨炼》以及文章《白面恩仇》等；此外，几乎每期都会有各个领域的艺人专访，梅兰芳、言慧珠、常宝堃、尹寿山、富少舫、侯宝林、孙玉奎等诸多名家都曾是《星报》的座上嘉宾。虽然有的连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但阿英对文艺人士的尊重与真诚使得《星报》周围团结了大批旧艺人，为戏曲、曲艺改革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戏曲、曲艺变革的推进离不开新的剧本。《星报》专门刊发了许多改编或新创的曲艺作品，为艺人和读者提供参考。例如赵佩茹和常宝堃改编的相声《新灯谜》《封建婚姻》，旧剧新编《打刀》，大鼓书词《小两口争灯》等。而《怎样写鼓词》（石化玉）、《怎样写剧本》（钱小惠）等文章则是通俗详尽地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指南。

　　《星报》开门办刊，非常注重作者和读者的反馈。曾专门收集了旧艺人对报纸的看法，并以《给〈星报〉提意见》为题刊登，后期的栏目都集思广益地进行了相应改进；设置了“艺人园地”专栏，反映艺人们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还为普通读者开辟了“大家谈”栏目，“关于学习、时事、青年修养、婚姻、恋爱、文学、戏剧、音乐……你有问题就问，有话就谈”，期望群众能踊跃参与。

　　《星报》把艺人、作品、批评、理论、政策指导和群众反映集为一体，能从大家关心的具体问题出发，又尽力容纳了新文艺生产链条上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影响力日益扩散至全国。今天来看，尽管时间短暂，但它以稳妥的方式推进旧剧改革，不搞一刀切，既去除了旧文艺中那些落后成分，又批判地承袭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天津这片浑厚的曲艺土壤上开出了朵朵新花。《星报》是天津解放初期推进戏曲、曲艺改革当之无愧的前沿阵地，其办刊模式对当下戏曲、曲艺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