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古俗》是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田野考察的翔实记录与思考，也是他带着浓烈情感的散文书写，既写下他看到的、听到的，也写下他思考的点滴、得到的启发，更给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如何行走的真知灼见。

　　建村于清朝乾隆初年的保定忠义村内，两扇沉重老门及其高门槛都已被拆掉，刘墉办案的老宅子已无迹可寻；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五云楼，如今只剩一户人家，几个住在附近的老人偶尔在废弃不用的祠堂里下棋；四堡的许多古版被用作猪圈的护栏，流通到古玩店雕工美丽的书版售价不过二十元一块；新绛县光村原有的颇具规模的宅院，已然损毁大半，村中被列为国家文保单位的福胜寺中的宋金泥塑，也只是用塑料布遮挡着；浙南的明朝古庙，大殿两侧木板墙上的画是清朝中期的风格，却被用白色的油漆涂刷了……

　　在已被破坏或面临崩塌、陷入困境的文化遗产面前，冯骥才睁开的是一双孩童般的清澈之眼。遗憾、愤怒、悲哀、感伤尽皆跃然纸上，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爱有多深、投入有多大，这些情感的浓度就有多高。书中，那些关于古村、古俗现状的文字，是冯骥才亲眼所见，也是许多亟待挖掘与保护的民间文化遗产的相似困境。它们孤立无援地存在于现世中，亟待有识之士伸出援手、提供助力。何为“识”？即文化见识与文化情怀。很显然，仅凭专家学者远远不够。诚如冯骥才所言：“老百姓的文化自觉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是他田野考察后的深刻认识，也是他二三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意义。通过田野收集、学术挖掘、文章刊发等多渠道呼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民间文化的不可再生，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化遗存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冯骥才行走田野，寻找证据，叩问蕴含在古村与古俗中的历史谜团。叩问并不意味着有结果，许多时候，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探寻之后，谜团依然是谜团。在历史谜团面前，冯骥才也会和他人一样迷茫、困惑，却不会陷入此中不能自拔。与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冯骥才给出的是专业且深刻的建议。

　　首先，要到民间去发现和认定，这需要百折不挠的情怀与专业的学术水平。专业水平的提高没有终点，每一次田野考察都可能带来新的见识与收获。其次，要和当地人讨论怎样保护，既给当地人意见，也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发动他们，借助他们，与他们通力协作，才能把保护之路走得稳妥又长远。

　　话说回来，冯骥才是独行者吗？不是。他的笔端或多或少地刻画出一些志同道合者的侧影。他们和冯骥才是同一个“团队”的，这个“团队”不是特意组建，成员并非朝夕相处，而是借由文化遗产搭建起的缘分彼此连接。李玉祥、樊宇、阮仪三、天天守在澄阳八寨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侗族学者、青岛雄崖所的村干部、大汲店村任职三十多年的老支部书记、擅长剪纸且只送不卖的刘志近、李方屯年画第二十五代传人韩相然、每年都要在过年时表演打树花的暖泉镇北官堡人王全、扮演萨满的两个老人、参与拜灯山仪式时默默等待的人们……冯骥才散落在整本书中的欣喜或慰藉，与这些人做出的努力、付出的心血密切相关。

　　最让人担忧的或者说亟须改变的局面，在于这本书呈现出的三方“角力”：民间文化遗产的衰朽与湮没；缺少情怀只关心利益的群体庞大；各地各界保护人士点燃的星星之火。对此，冯骥才有清醒的认识：“文化对于市场只是一颗果子。市场粗壮的手将它野蛮地掰开，取出所需，其余的随手抛掉。这便是当前的市场对民间文化的破坏。”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认知，冯骥才对志同道合者才有这样的评价：“在这个物欲如狂的时代，他们在为一种精神行动，也为一种思想活着。”这句话同样适于评价冯骥才。

　　与多年挥毫泼墨、运笔写作相比，于万水千山中走访、考察，需要面对的是更尖锐的矛盾、更触目惊心的景象。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拼尽全力守护那些当下见不到好处、未来却充满意义的精神瑰宝，无疑是悲壮的，也是崇高的。冯骥才用自己持久、坚韧的付出树起一根标杆。当然，所谓标杆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他的情怀与责任互相交融之后的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