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余庆，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重要官员，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吕余庆本名为吕胤，为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故易以其字余庆为名。吕余庆少有大志，聪敏好学，智略过人。他为人疏朗平和，宁静淡泊，为官忠贞不贰，洁如冰雪，重厚简易，才干殊绝，不争不抢，任劳任怨，颇具长者之风。自后晋入仕之始，吕余庆历任给事中、知开封府、上都副留守、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尚书左丞等多职，一直深受信任，宠眷不衰。最后，他在参知政事（副宰相）任上急流勇退，挂冠而去，留下令人赞叹的惊鸿一瞥。

　　忠诚稳健 厚积薄发

　　北宋初年，在人才济济的文臣武将之中，吕余庆并不算是特别耀眼的那颗星，尤其是在跟其弟吕端比较之后。吕端可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并名，“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余庆固然不如其弟成就大、名头响，但他却是吕氏家族在整个宋代枝繁叶茂达到鼎盛的重要奠基人。

　　在吕余庆之前，其祖父吕兖，五代时期官至横海军节度判官，其父吕琦，也为五代时期大臣，先后在后唐、后晋担任诸多要职，史称其“俊美丰仪，颇有气度”“仁厚宽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吕余庆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他不急不躁，步步为营，通过自己过人的聪慧和坚韧，深耕细作，厚积薄发，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特殊历史时期，牢牢站稳脚跟，并不断成长。

　　从后晋开始，吕余庆因为父荫顺利步入仕途。他的第一个职位名为“千牛备身”，职责就是陪侍皇帝左右，保护皇帝的安全。虽然该职位起点不是很高，但却十分重要，必须是忠诚可靠、素质过硬的青年才俊才能被授予此任。任职期间，吕余庆心无旁骛，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从无纰漏。由于出色的表现，吕余庆不久被提拔为开封府参军。开封府参军本是一个行伍中的军职，类似于行军参谋，但到了宋代，其职能和权限有所变化，是在开封府任较为基层的行政官员，也算正式步入了北宋官员的行列。

　　《淮南子》有言，“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树木的根扎得越深，这棵树就越繁茂；城墙的墙基砌得越好，这堵墙就越坚固。吕余庆根基深厚，起步扎实，自然能经得住时局的变幻与人事更迭的考验，他的稳健、韧性、勤勉、果毅以及只做不说的工作作风，都被人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所以不久，吕余庆又被提拔重用，担任管理民户、杂役、祠祀、农桑的户曹。后晋少帝的胞弟石重睿兼任忠武军节度时，对吕余庆非常赏识，请他为幕僚，将“推勾狱讼”——负责刑事与判决的推官之职给了他。

　　由于吕余庆出色的表现，当时还是地方节度使的赵匡胤非常认可他，不只向周世宗柴荣鼎力举荐，还干脆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亲信幕僚。宋朝建立伊始，内忧外患，百废待兴，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一大堆，急需得力干将分忧解难。于是，赵匡胤将远在亳州任观察判官的吕余庆召回朝廷，官封给事中，不久，又将首府衙门开封府尹一职给他，意在充分利用吕余庆沉稳和机略的为政作风稳住政权的大本营。

　　事实证明，吕余庆不负所托，也不负众望，在内部叛乱此起彼伏、外部敌国蠢蠢欲动、风高浪急险象环生的恶劣局面下，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未尝一日得安，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将东京开封府建成了风雨不透的稳固大后方。

　　公元960年四月，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悍将李筠打出后周的旗号，公然与赵匡胤决裂，发动叛乱。他联合北汉政权，逮捕北宋朝廷的监军周光逊，派遣军队袭击泽州（今山西晋城），杀掉刺史张福并占领泽州，朝野震动。为鼓舞士气，赵匡胤御驾亲征，在泽州城以南打败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迫使其自焚而死，晋南叛乱遂平。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在扬州举兵反叛，赵匡胤再一次亲率大军征讨。至十一月，宋军攻破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举家自焚而死，叛乱平定。在这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大半年里，吕余庆使出浑身解数上下筹谋、多方运作，令京城民心安定、秩序井然，各项军需物资和粮草给养源源不断运往前方，有力保障了前线平叛的胜利。

　　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

　　经过数年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新生的北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公元965年，赵匡胤终于腾出手来，一举将偏安于大西南的后蜀政权化为历史，并且将亡国之君孟昶押到宋庭。先贤早就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依靠武力征服不难，难的是各得其所长治久安。孟昶这个末代皇帝虽然腐败不堪，但其在蜀地经营多年，思念故主的吏民大有人在，一旦天下有变，死灰复燃，遍地烽火恐怕是分分钟的事。因此，迅速施行对蜀地的有效治理，安定社会秩序，就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刻不容缓的一件事儿。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首先想到的就是忠贞不贰、稳健厚重、果决干练、足智多谋的吕余庆。

　　吕余庆到达成都后，迅速进入角色，他深知摆在他面前的是异常艰难和险恶的环境，稍有不慎，就可能酿出大变。朝廷安排的架构是这样的，吕余庆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负责民政管理。还有一支与他并行的人马，这就是朝廷驻军，负责此地的防务，由王全斌负责，手下还有王仁赡、崔彦进等将领。文武各管一摊，互不节制，这就需要吕余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王全斌等宋军的关系，以争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

　　可是实际情况比吕余庆预想的要糟糕得多。王全斌等一众将领，不仅不能有效节制手下军兵，反而恃功不法、胡作非为，竟然擅自打开后蜀府库，把本该上缴国库的财富肆无忌惮地装进自己的腰包，还纵容属下扰乱市场，强抢民女，“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本来是维护稳定的支柱，却比土匪的破坏性还大，王全斌等人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蜀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域内人心浮动，家家惶恐不安，暴力反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可以想象，吕余庆的施政会受到多少掣肘，审时度势在前，深谋远虑在后，吕余庆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

　　以菩萨心肠，惠民安民，安抚好蜀地官吏和黎民百姓。吕余庆宣布，蜀地官吏凡是愿意随孟昶入京的，朝廷给他们留出官位，并建好房屋。废除后蜀时期各种烦苛的税赋和杂役，切实减少税役，自965年始，连续四年蜀地夏租减半。降低盐价，确保百姓能够买得起食盐，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战乱中的盗贼，吕余庆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自首，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以霹雳手段，猛药治疴，属下官吏借巡查之机寻衅滋事、勒索财物、扰民害民的行为一经发现，则严惩不贷，对驻守宋军擅出军营、危害治安的行为也绝不姑息。一天，某军校趁酒醉之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持刀抢劫商人财物，此举不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也是对北宋新任知府不遗余力治理蜀地的蔑视和挑战。接到举报后，吕余庆毫不犹豫地立即命人将其逮捕到府衙，当众斩杀。手起刀落、令行禁止，这些平时无法无天的军校们受到极大的震慑，再也不敢随意践踏律法。从此，魑魅胆寒，收手敛迹；百姓安心，五业复兴。

　　担任成都知府的三年来，吕余庆施政宽简，劝课农桑，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逐步使满目疮痍的蜀地呈现出一派祥和的烟火气。吕余庆的辛勤付出和卓越的治理才干，令蜀地吏民心悦诚服，朝野上下，无不赞叹有加。吕余庆的有效治蜀方略为一众后继者所效仿，这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吕端。

　　975年，宋朝深陷江南战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被动，朝廷决定派使臣稳住北方的契丹，可是却无人愿意出使，因为皆知契丹乃虎狼之邦，杀害使臣之事屡屡发生。就在这一僵持阶段，吕余庆举贤不避亲，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吕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吕端不过是一酒囊饭袋，干不了什么事。赵匡胤因为无人可派，只好同意任用吕端。吕端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使契丹，凭着满腹经纶，处变不惊，折服契丹君臣，最终不辱使命凯旋，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不久，吕端升任知成都府，他的施政风格极似其兄吕余庆，深得蜀地吏民之心。

　　胸有丘壑 淡泊名利

　　吕余庆外表疏阔平和，水波不兴，内里则是胸有丘壑，智略过人，因此，年纪轻轻的他就已是颇具实力、极具声名的幕僚了，就连当时的周世宗柴荣对吕余庆都有深刻的印象，任他为掌书记。北宋建立之后，原后周宰相范质为赵匡胤推荐宰相人选时，就只推荐了吕余庆、赵普二人，说他们富有才干，精通治道，是最为可靠也是最佳的宰相人选。

　　由此可见，吕余庆的资历、才干和影响，在北宋人才济济的队伍中，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在运筹帷幄，辅佐赵匡胤“黄袍加身”建不世之功的过程中，据《宋史》记载，“余庆为元僚”，元者，首也。事实也确实如此，吕余庆是最早被赵匡胤看中并揽入麾下的心腹幕僚。论资历，吕余庆遥遥领先，当之无愧；论才干，吕余庆腹有良谋，治绩卓著；论贡献，吕余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默默奉献数十载，不输任何功臣。《宋史》的一个“元”字，将吕余庆在宋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尽释无遗，虽惜墨如金，但定位精准。

　　然而，在朝堂之上御阶之下，论功行赏的时候，仅有的几名文臣中似乎单单遗忘了吕余庆。看到赵普被任命为开国宰相，李处耘也被提拔重用，吕余庆很淡定也很宁静，他宠辱不惊，任花开花落，随云卷云舒，仿佛全然与己无关，“恬不为意”。

　　赵普由于长期居于相位，难免专擅朝政，多有大臣诋毁，随着流言日盛，赵匡胤渐失耐心与信任，决心采取措施稀释和分割其宰辅的权力。就在此时，又接连曝出对赵普不利的消息，一是非法收受吴越王钱俶的贿金，二是违法建造自己的官邸，三是庇护部下贪赃枉法。这些事情被一一查实后，怒不可遏的赵匡胤立即罢免了赵普的宰相职务，将其贬出京城。被罢相后的赵普，顷刻间坠入人生的谷底，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比比皆是，唯有吕余庆一人始终没有参与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游戏，反而逆势而为挺身而出，凭良心为赵普说了几句公道话，让赵匡胤心中的恨意化解了不少，“帝意稍解”。

　　李处耘情况也差不多，高位久了，难免有些忘乎所以，纰漏渐多，树敌自然也多，再加上后来在领兵平定荆湖时，残忍杀戮，恶名远播，同时与主帅慕容延钊势如水火，终于失去赵匡胤的信任，被贬为淄州（今山东淄博）刺史。后来吕余庆从江陵知府任上被“召还”时，赵匡胤隐晦曲折地同他说起李处耘的情况，实际上想借此考察一下吕余庆的人品及其看待人物、事件的眼光。吕余庆秉持公允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为李处耘作了一番解释。赵匡胤认为吕余庆说得很有道理，也符合实情，是个不偏不倚、胸怀大度、忠直无私、德行高尚的宽厚长者，于是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宋史》如此定评曰：“余庆重厚简易。”重厚是品德，重如山岳，厚如大地。负载万物，默默无言，利益天下，功高不居，既重且厚，恰如其分。简易是施政，简为简单，亦是简便；易为容易，也为易行。老子曰：“大道至简。”可见简的境界之高。范仲淹的《用天下心为心赋》云：“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意思是说，烦琐苛刻的条条框框，百姓不易掌握，也不堪其扰。反之，用明白晓畅简便易行的治理方式，百姓不仅容易接受，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显然，能够化繁为简才是大本事。“重厚简易”，寥寥笔墨，即将一幅厚德可载万物、才干罕有其匹的长者肖像惟妙惟肖地勾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