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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0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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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报力荐
大国权力转移因何与技术进步重叠(图)
  摘自《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黄琪轩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主要理论创见包括,重大技术在历史上的周期性变迁为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兴衰起伏所牵引。新兴大国会崛起,守成大国会衰落,世界政治领导权会更替。权力转移时期是大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此时世界政治中的守成国与崛起国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推动重大技术革新。基于安全考虑的大规模资助与采购使得突破技术瓶颈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致使权力转移时期成为孕育重大技术变迁的关键时刻。

  本书经验证据部分包括,重点关注二战以后美国面临的三次崛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迅速崛起,在三个不同时段,无论是崛起国(从苏联、日本再到中国)还是守成国美国,尽管取得的技术绩效有异,但都出现了权力竞争造就的重大技术变迁。本书也关注国际关系史上的“无核时代”,即近现代欧洲与古代中国,展示出本书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有核时代”,同样也适用于“无核时代”。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ChatGPT等技术不断涌现,新一轮产业与技术革命呼之欲出。2021年年底,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发布了《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对美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技术领域挑战美国优势地位。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又签署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应对外部世界竞争,强化美国芯片制造能力,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日益强调加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大技术变迁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再度显现。本书致力于关注重大技术变迁背后的国际政治驱动。

  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塑造

  技术进步给世界带来了重大影响。技术进步改变了世界政治、影响了全球经济、重新塑造了人类。不同学科都试图涉足对技术进步的研究。经济学曾试图渗透到技术研究领域,它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技术变迁作为重要的余值,经济学家试图对此展开探索,解开经济增长之谜。而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更多关注技术如何塑造政治与社会。

  不少研究关注技术如何塑造了世界政治。历史学家威廉·麦尼尔等学者指出,一些关键性技术变迁推动了西欧中世纪的变革,使西欧步入近代社会。长矛、枪支、帆船以及书本等技术的出现,带来了17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终结,推动了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技术进步成为国际体系转变和新式政治组织出现的动力。长矛、枪支以及帆船等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旧有国际体系。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看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报纸的出现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也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息息相关。19世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离不开汽船、铁路、电报等新兴技术的支撑。随着技术进步,战争对技术的依赖也逐渐增强。随着世界步入工业化,战争也随之工业化。战争成为技术的竞技场。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家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物理学家的战争。

  技术变迁在深刻地影响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布。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的高低与技术自主性的差别也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例如,技术进步会改变国家之间进攻—防御平衡。在冷战期间,核技术提供了足够的“惩戒”,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制约下,军事冲突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政治进入了“以防御占优势”的时代。核武器的出现有力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关系。冷战结束后,不少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兴技术领域。他们开始关注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扩展,以及切断网络连线等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后果。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研究大多关注技术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事实上,随着大国竞争强度的周期性变化,学者对大国技术竞争探讨的热情也会起伏。本书将展示,不仅技术在塑造世界政治,重大技术变迁也在被世界政治所塑造。重大技术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政治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种趋势在二战以后尤其明显。本书通过对大国竞争与技术变迁的梳理,力图展示大国政治如何塑造了重大技术进步。

  周期性的技术与权力变迁

  从事技术研究的学者一般有此共识,即技术进步充满不确定性。技术进步的过程是不均衡的,时快时慢。有时候技术进步是爆炸性的;有时候技术进步则非常缓慢。技术进步比较缓慢的时候,大多数技术进步呈现渐进创新的特征;而当技术进步呈现爆炸性突破时,诸多创新则更多是激进创新。在激进的技术进步过程中,是技术呈现“集群式”出现的时期,是技术进步最显著的时期。人们所说的技术革命就是激进创新大规模出现的时期。一场技术革命可以被定义为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显而易见的新的技术、产品和部门,它们在整个经济中能带来巨大的变化,并能推动长期的发展高潮。技术革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新技术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此类重大技术变迁持续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西蒙·库兹尼茨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讲指出:“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于那些人类知识的重大突破。这些重大突破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我们可以将这些突破称为划时代的创新。经济史的变迁或许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经济纪元。而划时代的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每一个纪元的特征。”

  库兹尼茨所谈到的人类知识的重大突破与重大技术变迁呈现周期性的分布。有时候,技术进步悄无声息;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此起彼伏,出现技术革命。从18世纪开始,英国出现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每隔一段时期,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出一次技术革命。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中叶是蒸汽和铁路的时代。随后钢代替了铁,钢铁和电力时代来临。到了20世纪20年代,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来临。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在两百年间,世界历史出现了多次技术革命,这些都是重大技术变迁。本书把这些重大技术变迁和大国权力转移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出二者的关联与作用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所关注的重大技术变迁不仅局限于世界范围的技术革命,还涉及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的重大技术进步,如苏联在核技术与计算机领域的突破。这些重大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可能原创性不足,但是这些后发国家却因此获取了技术能力的巨大提升和技术上的自主性,进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经济与世界政治经济。因此,这些原创性不足,局限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内部,但是对一个大国却意义重大的技术变迁,也是本书关注的对象。

  在国际关系史上,同样存在周期,其中最吸引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大国权力转移的周期。在21世纪之前,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崛起,守成大国相对衰落,世界政治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权力转移周期。国际关系史的权力转移周期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周期存在重叠。

  此外,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案例聚焦二战以后,但是辅助案例也涉及二战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技术进步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美国推动了电子革命的出现,带来了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集群式的涌现。在军事技术上,美国也实现了阿波罗登月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跨越。在苏联,尽管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其技术成就也相当显著,在人类技术史上成绩斐然。苏联不仅自主研制出了核武器,还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

  在日本,重大技术变迁相对乏善可陈,这也与日本有争议的大国地位相关。尽管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日本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的意义日益显现。日本逐渐提高了各个高端技术领域的制造能力,如机器人、半导体芯片、微电子、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级材料以及超导、激光、光纤等。在1984年,美国公司英特尔生产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下跌到了1.3%。在1985年,英特尔公司从动态随机存储器业务中退出,集中精力发展微处理器。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诺伊斯说:事实上我们并不想退出,不管怎么说,英特尔是靠生产存储器起家的。1985年春天,面临日本的竞争,美国半导体公司裁员数千人,缩短了工作时间,封存了产能,并撤销了新的投资计划。英特尔的总裁安德鲁·格罗夫发出警告:硅谷即将成为日本的技术殖民地。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但中国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的原创性还需要提升,中国还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从2012年到2021年10年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2位。如果有人问:在未来50年的时间里,是否会出现技术革命?如果会,那么技术革命最可能出现在哪些国家?那么,本书的回答是,会出现技术革命这样的重大技术变迁,而且中国会是其中的重要引领者。那么,这一回答有何依据呢?接下来,我们从国际关系史和科技史出发,探讨重大技术变迁背后的驱动力。

  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些重大的技术变迁呢?抑或是什么原因,带来了大国技术进步活动的显著增强呢?有研究指出,技术进步有着自己的轨道,技术进步有着自身的周期。而本书试图展示,技术进步的周期显著受到国际政治变化的影响。大国竞争是世界技术变迁的重要驱动力,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往往是权力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领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显著推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本书一共九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将聚焦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权力转移,尤其关注崛起国与守成国。第三章将聚焦重大技术变迁的前期研究,并展示重大技术变迁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驱动。第四章到第八章则集中展示本书的经验证据,其中第四章到第七章主要关注二战以后美国面临三次崛起国在世界政治中迅速崛起,从苏联、日本再到中国。在三个不同时段,无论是在崛起国还是在守成国美国,尽管取得的技术绩效有异,但均出现了重大技术变迁的驱动。第八章将聚焦国际关系史上的“无核时代”,即历史上的欧洲与古代中国,并展示本书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有核时代”,同样也适用于“无核时代”。第九章是全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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