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博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师、文物保护修缮设计师，也是和平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普查队的成员。他曾参与中国大戏院、张园、孙传芳旧宅、程季华旧宅、奥匈帝国领事馆旧址等文物建筑的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确保了老建筑的历史风貌和文物价值。

　　文物普查要多角度评估

　　老建筑的背后总有故事

　　文物普查队分内业和外业两部分，内业负责文字整理，外业需要外出检查，确认是否有未记录或灭失的文物，是否有应纳入但未被纳入的文物等。普查过程很复杂，发现问题后，会进行多轮论证与实地勘察，需要更多的建筑专家、文史专家、相关历史人物的后人参与，反复研判。

　　王培博介绍，普查队会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估。第一，建筑是否仍然坚固。有些建筑原有的构件可能保存完好，但已锈蚀或腐朽，房屋濒临倒塌；有的文物构件虽然保存良好，但不够完整，需要尽快修缮。第二，建筑有局部调整，但整体影响不大。例如卫生间位置的调整，也属于普查范围。普查队会如实记录当前的情况，为后续文物管理工作打基础。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于现代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使用是前所未有的。实时动态测量仪、无人机、专业终端设备等现代科技，在文物普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记录下更多的信息，比如，一栋建筑建成后，会创建一个数字化的副本，让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或三维模型来体验它。目前，文物普查队正致力于通过“点云扫描技术”预先构建三维模型，保存数据，以便支持未来的修缮。

　　文物普查得到了许多老建筑使用单位的支持。对坐落于解放北路的几家银行建筑进行普查时，在和平区文物管理所的协调下，银行工作人员引导普查队员参观，并说明哪些地方有过改动。某酒店建筑，曾通过相关论证，对一些使用功能进行调整，外立面也有变化，都有备案记录。普查时，酒店工作人员对普查队员做了详细说明。

　　有一次，王培博和普查队员来到劝业场附近的杨福荫路，一位老人主动与他们攀谈：“这条路过去被称为‘钱庄街’，非常有名。”普查队员沿着这条路前行，旁边仅有一个文物点，是一座旧银行的遗址。尽管这里看起来与当年的金融活动毫无关联，但文物点附近仍藏着故事。对王培博来说，遇到的每一个当地居民都是自己的老师，总能有意外收获，能学到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那位老人从小在杨福荫路长大，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很熟悉。他带着普查队员走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挪开几辆自行车，指着一块露出地面的石碑说：“这就是杨福荫的碑，原本在这座楼下立着，现在只能看到这一小部分了。”通过碑上的文字，能找到一些历史的踪迹，了解这座城市为何有“杨福荫”这个路名。

　　一条街道，一座高楼，它们名字的由来，总能引起王培博的兴趣。就拿吉利大厦来说，这座大厦之所以被命名为“吉利”，并非偶然。追溯至若干年前，王培博的父亲在天房集团工作，曾在吉利大厦内办公，通过翻阅旧照片、资料发现，该地点过去曾有“大吉里”和“大利里”两处住宅区，因此这座建筑才叫“吉利大厦”。这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和延续，也是人们的美好期待。

　　设计之前勘察现场

　　收集建筑历史信息

　　王培博儿时住在和平区鞍山道，在昆明路小学上学，这一区域的小洋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张园，曾是少年儿童图书馆，他喜欢去那里看书；段祺瑞旧居也是他儿时常去的地方，火红色的大门给人的印象极深。

　　作为建筑师，刚踏入职场时，自然希望做新建筑的设计，而很少关注历史悠久的老建筑。但也是命运使然，王培博做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是一座老建筑的修缮。完成修缮设计方案后，一位资深建筑专家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这不仅仅是一座老旧的建筑，更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对于此类建筑，我们应当在保持其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进行修缮，且任何改动都应极为谨慎，仅可微调，以确保不损害其作为文物的独特属性和价值。”这也成了王培博日后工作的原则。

　　做文物建筑修缮设计，设计人员首先要前往现场勘察，评估结构损伤，收集建筑内外部保留的历史信息；然后编制修缮文件，与文物专家沟通，确认修缮方案的可行性；还需要多方专家的综合评判，包括结构安全、文史、文博以及水电等。方案得到认可后，才可以进入施工阶段。

　　无论多高的屋顶、多矮的地下室，王培博都亲自去现场勘察。他身高1米85，有些时候身高成了一种负担。在耀华中学礼堂地下室修缮期间，由于布满各种管线，且位置过低，他只能手脚并用爬行通过。而在许多废弃建筑的地下室中，由于长期无人使用，顶部、墙壁、地面都会渗水，蚊虫滋生严重，进入现场之后经常挨咬，他也只能忍耐。

　　王培博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做孙传芳旧宅的修缮。当时委托方并未提出具体要求，他将目标定为恢复这栋建筑的原始风貌，确保修缮前后外观无差异。修缮过程中，仅移除了后来添加的金属栅栏门和部分室内隔断墙，增加了隐蔽的抗震设施。天花板的装饰图案被完整保留下来。王培博说，他们的策略就是最小干预，只在必要时介入。

　　他认为，做老建筑修缮，重要的是让人们记住建筑本身的名字和价值，而非设计师在此所做的改动。他希望自己的存在对于文物建筑而言，如同轻触一般，尽可能少地留下痕迹。“就修缮设计来说，如果建筑师的设计过于显眼，那便是失败的作品。”

　　建筑修缮过程中

　　最大化留住原貌

　　走进去的洋楼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王培博说，现代建筑，卧室通常只有一扇门，而以前的小洋楼，首层进门后可能并不是居室，而是客厅，就会有三四扇门，其他房间都可以通到客厅。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当修缮老建筑时，至少会保留过去门口的痕迹，呈现出这栋楼的原貌，恢复往日的生活气息。

　　从施工工艺来讲，王培博也会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的做法。例如，屋顶的灰泥卧瓦、木望板或砖望板的铺设形式，清水砖墙的砌筑方式，砖木结构的受力方式，以及木质楼梯如何与砖构件搭接，这些都值得现代从业者学习，应该传承下去。回溯至民国时期，常用的建筑材料俗称“海河土”，学名为“掺灰泥”，即掺入少量石灰的泥土，比较松散，强度也低。随着钢筋材料的广泛应用，如今修缮老建筑，在施工中也会有所创新，比如部分替换出海河土，嵌入钢筋，以增加建筑的强度，无论外层采用水泥砂浆还是白灰砂浆勾缝，都能保持与原始风貌的一致性。另外，每块砖之间也增设钢筋连接，既保留了历史感，建筑物也变得更稳固了。

　　过去盖房，常用麻绳细丝混合白灰涂抹墙面，名为“麻刀灰”，这种材料如今已不常见；过去装饰时常用的石膏线脚，现在也不流行了。在文物建筑修缮过程中，这些都被保留下来。虽然施工的难度大了，但可以尽最大可能修旧如旧，保护文物建筑，所以特别有意义。

　　过去有一种采暖设备，即地下集中型锅炉房，上面连接着稳压水箱，通过散热片给建筑供暖。虽然这种供暖方式已被淘汰，但在修缮设计中，王培博仍保留了必要的东西，如漂亮的散热片、壁炉的炉口、地砖灯等，这些都是历史的印记。

　　王培博常穿梭于小洋楼附近的街区，听人讨论：“这几栋楼可都是文物！”说明大家已经对文物建筑保护有了一定的意识。他和文物普查队的队员们也致力于推广文物科普，为建筑物拍摄照片留存影像资料，记录着城市的发展脉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像会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城市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深爱着这个城市，这种情感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浓烈。天津的文物建筑，不仅是城市的记忆，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保护和修缮文物建筑，让它们完好地传承下去，是王培博及同行们肩负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