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老家五联村没有任何特别的天赋资源，也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在本地的县志上也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

　　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大地上太常见了吧。

　　五联村的人们世代务农，历史上不曾出过什么名流大家或文臣武将。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个村庄的人们还普遍没有出过远门，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有年轻人陆陆续续出门打工，远行者的脚步逐步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区域流连辗转。这些外出打工的人，让村庄里的人们知道了温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这些遥远的地名，他们在回家过年的时候身上穿着漂亮衣服，口袋里揣着现金，村庄的人对于远方充满浪漫的想象。

　　阿英是在1994年的秋天开始跟着村里人一起到杭州打工的。那一年杭州的服装厂招人，村里总共去了四个年轻女子，她们高中毕业没有考上满意的大学，就选择了务工这条道路。2000年以后，阿英重新回到村庄并成了家，她的丈夫是隔壁村的茂子，茂子和阿英是同学，也在杭州的轮胎厂打工。

　　大约在三年以后，他们的孩子出生。茂子坚持在杭州打工，阿英则在孩子出生后选择在家带娃。

　　可以说，阿英一家见证了五联这个村庄最近二十年的巨大变化。首先是村庄里的道路变宽了，浇上了水泥路面，宽阔的公路也通到了村口；其次是村里人住上了楼房，村民们的交通工具从最开始的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大约在十年前，村民家里又陆陆续续有了小汽车。阿英家也不例外。茂子结束了在杭州的务工生涯，回到了村庄，之后在县城的一家机械厂找到了工作。这样他就能照顾上家庭和孩子了。孩子上了小学后，阿英也在县城的一家纺织厂上班，夫妻俩的月收入加起来有五六千元，大大改善了生活条件。五年前，阿英家也买了一辆国产小轿车，这样即便是碰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也不影响上下班和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了。

　　阿英现在是村里一家民宿的管家。她主要的工作是接待民宿的客人，并为几个房间整理卫生。暑假里民宿的客人比较多，很多人带着孩子出来玩，感受农村的乡野风情。有些村民的亲戚也会过来，家里住起来毕竟不那么方便，有时候就安排在民宿住。阿英很善于跟客人打交道，也能跟客人聊天。有时上海杭州的客人过来，一住七八天，经常是阿英指导他们去哪里玩，到哪个村买蔬菜粮食，到哪个地方买新鲜的西瓜或到哪里去摘胡柚。

　　民宿的老板建平也是隔壁村人。作为一名“80后”，建平有很多年也在杭州打拼，从事证券投资，收入不错、工作稳定、时间自由，过着还算圆满的都市生活。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萌生了回家过日子的想法。是什么缘由呢？他想不起来了。大约是村庄里老宅荒废后，房屋周边那一丛丛高高的野草、茂密的芭蕉湮没了上山的道路，也遮蔽了村庄的生机，让他心有所动。不管怎么样，想回家过日子的想法一旦在心里落地，就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春天的原野上，一场雨，一阵风，种子就发芽了，再来一阵阳光，它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压也压不住。

　　更大的原因，也许是人到了一定年纪，想要寻找一种更加宁静的生活方式吧。村庄里的生活不像城市里的生活节奏那么飞快和紧张，空气和水的质量也比城市要好。但是，建平想要回村过日子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以前村里的孩子都一门心思想考上学校，去城市工作生活，现在怎么想要回来了呢？是不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父母的脸往哪里搁呢？这是老辈人的想法，建平却不那么在意。有一段时间，每次吃饭的时候，父亲也会在饭桌上唠叨几句，建平一开始还会解释一下，时间长了，父亲的唠叨没有减少，建平听了就有点烦心，索性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个临时建筑，简单装修了一下，就住了下来。

　　小屋不大，搭在建平种桃树、种葡萄的山坡上。建平不知道自己咋想的，找了一片山坡，在那里种果树，头两年种葡萄，后来种桃树，再后来种猕猴桃，什么都尝试。种了两年没种好，又拔了树苗从头再来。他一个人，白天在山上劳作，晚上就栖身在山上的小木屋中。山野很寂静，鸟鸣、蛙叫、虫子歌唱，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日子也挺好的，建平说，这样的日子简单又安静，一点儿都不复杂。

　　再后来，建平遇到另外几个年轻人，一个是拍电影的导演，一个是在做生意的创业者。几个人聊着聊着，就想开一家民宿。开民宿这个事，那几年挺红火，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扎根乡村、建设乡村的具体方法。几个人一拍即合，他们改造了村里的十几幢老房子，把原来荒芜一片、野草丛生的山脚，改造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民宿乐园。

　　在距离民宿大约六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也从城市回到了村庄。他是个记者，在杭州工作，有一年在老家发起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文创活动，叫做“父亲的水稻田”。他带领很多城市里的朋友一起到乡间种田，一年又一年，“粉丝”越来越多，也让小村庄变得很热闹。建平与他之前并不相熟，建平心想，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不定哪天可以合作一下。

　　如果要说村庄真的变得有意思起来，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年轻人的回归。有了年轻人，村庄才有了活力；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碰撞，村庄的活力才开始加倍。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平也好，记者也好，电影导演也好，都是最开始的“一”。“一”像是一粒种子，“一”的萌芽唤来春风，唤来整个春天。“一”有了“二”，有了“三”。“父亲的水稻田”从原来的三四亩，扩大到了五百亩；从村庄一个角落的一丘田，变成了山谷之间覆盖三五个村的大片稻田；这片稻田也衍生出了研学基地、研学线路，衍生出了连接四个村庄的酒业公司，同时还接连了几百个城市家庭。

　　建平的小木屋还孤独地落在山坡上。民宿里的客人不少，平日里喧闹得很，忙完了接待，建平会回到他自己的小木屋来。小木屋里一张床垫，墙上一台空调，门口一台洗衣机，统共二十来平方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天忙完工作，建平把自己往床上一扔，很快进入梦乡。清晨有时被鸟鸣叫醒，睡不着了，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看书。

　　阿英每天上午开着车，在九点钟按时来到民宿，开始一天的忙碌。想到曾经在杭州，租住在城乡接合部的简易工棚里的日子，恍如隔世。现在这样的生活是她喜欢的。厨房里的阿姨正在准备客人的早餐。早起的孩子们已经在小道上奔跑追逐。上山和下田的村民路过门前，也会跟阿英打个招呼，亲切的声音响天，就像是这个村庄千百年来所一直拥有的日常一样。

　　这是村庄里2024年初夏的平常一天。鸡鸣狗叫，鸟儿啼唱。到了近午时分，会有三三两两的汽车开到村庄里来，城市里的客人已将这里当做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城市与山野，到底有什么区别？建平有时候也会这样问自己，他的答案是，山野比城市更接近于生活本身。

　　这个小山村迎来了史上最多的客人，三三两两的城市人与这些回乡青年的朋友，一起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乡之间的分界线。如果有一天，这里出现一个年轻人村落，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