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了，问起同事双休日有什么计划，同事说，去老爸老妈那儿，吃顿老妈做的饭，再陪老两口出去转转。现在看，这或许是最最普通的周末安排了，但对我来说，却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了。细想，作为子女，父母都健健康康的，平时多去看看他们，该是多么幸福、多么惬意的事啊。

　　同事的周末安排，让很早就失去了父母的我羡慕不已。懵懂的记忆中，母亲身材高大，表情永远是严肃的，不苟言笑。母亲家境不好，她的父亲早逝，我姥姥便改嫁到了河对岸的姥爷家。母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她从小就特别懂事、特别孝顺，二十多岁时，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父亲，开始了极为辛苦的一生。

　　那时候，我们村有四个生产队，人们下地劳动实行记分制，干一天活最多可以挣到十个工分，我家孩子多，能挣工分的劳力少，分得的现金、粮食也就少。生产队给母亲安排的活计，是喂养队里的十几头牛和七八匹马。别小看这些牲口，它们可是生产队的宝贝，耕地、播种要用它们，拉车运输要用它们，拉磨和灌溉也要用它们，用现在的话说，它们是队里仅有的动力能源所在。那时候没有汽车、拖拉机，这些牲口如果照顾不好，生了病，就会大大影响庄稼的种植和收获，影响到给国家交公粮和全生产队人员的吃饭问题。喂养牲口是个技术活，也是要耗费体力的，所以工分也就比较高，达到了十分。那时，母亲身体好，心也细，为了争取到这个活计，母亲提前向队长反映了家里的实际困难，队里非常理解和照顾。

　　村里共有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各有自己的牲口棚，母亲是四个生产队喂养牲口的唯一女社员。她深知牲口的重要，同时也很好强，不想被其他生产队的男社员比下去，在喂养牲口上就格外地精心。

　　牛和马都需要大量饲草来喂养，母亲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铡草、背草、拌料、担水，给三十多头牲口准备“早餐”，这些牲口要在八点钟前吃饱喝足。八点半生产队全体集合，队长派工时要用这些牲口下地干活。没有喂养过牲口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活计的劳动强度有多大，单单一顿“早餐”的草料得有好几吨，需要人工劳作。牲口喝的水，也得有二三十桶，要从两里地之外的水井打上来、挑过来，冬天时还要把桶里的冰块捣碎融化。九点钟，所有牲口都下地干活了，母亲就要进入下一个工作环节——打扫、清理牲口棚，一锹一锹地把牲口粪便铲到平板车上运走，拉到村南边的地头上，再把一车一车的干净土拉回到牲口棚，均匀地撒到牲口棚的地面上，让干活回来的牲口有一个干净的休息环境。这些粪土加起来也要二十多车，每车有二百多斤。

　　牲口棚清理好了，已接近上午十一点。中午，牲口下地回来了，母亲要给它们喂草料、喂水，还要清扫它们身上的灰土，用温水冲澡，以便下午能有足够的体力干活。下午两点，牲口耕地、拉车去了，母亲继续重复和上午完全一样的工作，铲粪、换土，准备牲口晚上的草料和饮水。晚上九点，母亲要再去一趟牲口棚，检查草料情况，清点牲口数量，关门、锁门。直到晚上十点，一天的出工才算结束。

　　一天下来，母亲付出的劳力无法计算，只记得她经常是回到家里都猫着腰，脸上总是冒虚汗。父亲多次试图劝她别干这活计了，但母亲没有听父亲的。生产队长也想让母亲去换个轻松点的活，倔强的母亲也没有同意。说实在的，这个活本来就不是女性社员所能胜任的，但母亲责任感很强，她认为自己累点，能把牲口照顾好，生产队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一切都值得。她也有点私心，想多挣些工分，多分点粮食，让孩子们少挨饿。

　　生产队给父亲安排的活，是打理生产队的菜园子，队里大大小小近二百口人的吃菜问题，都是由父亲负责，这也是当时有技术的活计，工分也比较高。一年下来，父亲挣五千多个工分，母亲也是五千多个工分，工分总数看起来不少，可全家八口人平均下来就不算多了。母亲精打细算，一分钱、一两粮食，都尽可能用在孩子们身上，在父亲母亲的呵护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快乐幸福地成长。

　　母亲心里只有我们几个孩子，再有就是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唯独没有她自己，她也不心疼自己。由于长年累月操劳、过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粮食不足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母亲患上了肝炎，家里没有富余的钱，她也不想为此花钱，便自己硬撑着，说这没啥，忍忍就好了。

　　母亲没上过学，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她想尽可能多地省点钱，让孩子们都能多读书。那时大姐十九岁，二姐十六岁，三姐十三岁，哥哥十岁，我七岁，弟弟五岁，都正值读书的年龄。殊不知，母亲的病到底还是被耽误了，一步一步恶化成了肝癌。她经常疼得难以忍受，大姐就把盐粒炒热了，装在布袋子里，敷在肝脏位置，用以缓解她的剧烈疼痛。记忆中，母亲没有去过省城医院，没有去过地区医院，唯一的一次去县城医院，还是父亲用板车硬拉她去的。

　　疾病无情，母亲没有熬过那个多年未遇的寒冷冬天，在年底一个飘着雪花的深夜走了，离开了丈夫，离开了她挂念的六个孩子，我们的哭声响彻了雪夜。母亲走得那么匆忙，又那么让人心酸，母亲当时用的棺材，还是借用邻居爷爷为自己准备的水泥棺材。家里条件实在是不好，母亲操劳一生，都没能用上一口木质棺材。那几天，雪一直在下，大片大片的雪花染白了大地，封存了母亲的爱，更浸湿了我们的心。

　　每年的四月，窗外的杏花按时赴约。我骑上单车，来到郊外流向家乡的那条小河边。河的两岸，草色渐浓，蒙蒙细雨处，灼灼杏花缀满枝头，粉红雪白，灿若云霞。春雨、杏花、石板路，轻风细雨，游人如织，或踏青赏花，或睹花思人，我便是后一种。一花一世界，草长一世情。每每此时此地，我都会想起母亲。母亲去世时还不到四十五岁，她的一生正如这杏花，花期虽短，但渲染了春天，延续了生命。我俯下身来，将一只纸折的小船，放入刚刚融化的河水中，风掠过水面，小船径直驶往家乡的方向，那里是我的故土，那里是母亲长眠的地方。

　　记忆中，那个飘着雪花的不眠之夜，母亲艰难地抬起手，为我抹去眼角的泪花，孩子别哭，母亲不会走远，雪花飘飞时，就是我来了。抬头仰望天空，杏花和着不知何时飘来的雪花落到我的额头，一如母亲对我温柔的抚摸。天上的雪花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不经意间，雪花、杏花揉碎了泪花，沾湿我对母亲无限的眷恋。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