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30日是我结婚的日子，我收到了冯星伯等几位老一辈书画家的合笔之作，冯先生用小篆书写“鸳鸯华苹”，恭贺“伉俪结褵之喜”。我与冯星伯先生相识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冯先生是当代书印大家，1912年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1987年离世。先生住在粮店后街吉家胡同，距李叔同故居不远，高台阶，大门楼，冯先生的家在庭院深处的一座正房内，为了出入方便，后墙还开了个小门。那时我常去探望他，了解他的艺术生平，先生也曾向我谈及他早年治印的一些情况：“幼从津门张君寿先生求教篆刻艺术，为《语石》著者叶昌炽先生的派系传人，刻印以秦汉入手，并参酌王石经精神，从平正而险绝，转学吴让之，继之以赵之谦，最后吸取吴昌硕，博采众长而能推陈出新。”

　　冯先生博学多才，涉猎广泛，他有一方印“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好”，恰恰是他的自我写照。他喜好绘画、皮黄、摄影、刻竹和收藏，诗作得也相当不错。他曾将他写的两首诗寄给我说：“客岁治印之余，戊午元日曾赋诗五绝二首。今录奉用秀同志郢正。”前有序云：“余嗜篆刻五十余年，虽未能似缶庐老人终日弄石，亦未能如白石老人室地尽湿，但还有些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唯因驽缓少成，毫无成就。戊午元日赋得五绝二首，以抒心怀。”

　　冯先生的书法，楷行篆隶无所不精，而犹以篆隶见重。他主张“书合南北”，碑帖并重，兼收并蓄。所书大篆娴熟练达，笔到意到，开张合度，行笔稳健，力透纸背，墨聚势蓄，重而不浊，古意十足。治印奉行“书以印入，印以书出”，将篆刻与书法熔为一炉，由平正到险绝，挺劲中见活泼，刚柔相济，神味隽永，别出新意，吴玉如先生赞誉他为“铁笔专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同时，他著书立说，写了大量论文，著有《文字起源和篆刻艺术》《论唐代几位书家》《玺印名言丛辑》等。

　　其“书贵书卷气”“印贵金石气”“章法应跌逸多姿”“甲骨契刻，刀法犀利尖锐为上”等论说，亦不失为高论。先生对治印之道颇多见地。他曾说：“以六十年经验积累，我的体会，从秦汉起步是篆刻的不二法门。否则即使取得一点成绩恐怕也是虚有其表，等醒悟过来必然懊悔走了弯路，再想改辕易辙就困难得多了。”又说“无论用哪类文字入印，在书体形态上要多用形象思维，才能恰到好处”。这些深刻的感悟、精辟的见解直可为今之印界奉为圭臬。

　　冯先生认为：“治印一定要理通，既要合乎规矩法度又要有所开拓进取。如古玺和汉印之别，封泥和元押之差，朱白文的不同形式虽然入古出新，但是施展个性必须追踪到渊源出处，即孙过庭所说的‘违而不犯，合而不同’论。二要力遒，即点画饱满气足，印文点画细不瘦弱，肥不臃肿，方显示出力，或直接的力或含蓄的力，无力则病也。三要形美，指造型优美。局部对一个字而整体却统观全部，包括印边的处理，文字结构要美，字与字之间大小、疏密、平正、险绝合理得当。小印收敛，大印放纵，要有立体感。出自自然之态为上乘。四要韵胜，即气韵生动，不温不火，不怪不燥，才是娴静和谐的传神佳作。”

　　清代篆刻家、书画家冯承辉《印学管见》有云：“凡一印在手不可即镌，须凝思细想。精神表然奏刀，如风雨骤至，有不可遏之概。操刀宜直不宜横，横则嫩而无神，落笔欲其重，如画家所谓‘金刚杵’‘屋漏痕’。”根据多年经验，冯星伯先生认为冯承辉所言乃治印妙语。冯先生说：“笔下不难风秀，难于古朴中仍带风秀；结字不难整齐，难于疏落中有整齐；运笔不难有锋芒，难于光洁中仍有锋芒；竖画不难于直，难于似直而曲，似曲而直。”先生还说：“治印书法为先，章法次之。刀之于石，犹笔之于纸，纸上用墨淋漓，石上用刀则游刃有余”。

　　先生与溥心畬、商承祚等多有交往，早在上个世纪已声名远播。许麟庐老人曾著文云：“我和冯星伯先生在天津是同窗好友，想起当年一起去溥儒先生处请教书画艺事的情景如在眼前。我们往还甚密，情同手足，经常切磋交流技艺，收获良多。80年代初，他到北京来看我，在舍下小酌，推心置腹，不胜感慨。”他和王学仲等人在天津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书法篆刻讲座班，培养了一大批艺术新秀。2012年是冯星伯诞辰100周年，《冯星伯书法篆刻集》面世，我特撰一文，叹曰：“其实在天津，听过先生讲课的人不计其数。很多后来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的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都以曾经是冯先生的学生而感到荣幸。”

　　章用秀先生的系列文章“津门名家谈艺录”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化谭”。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