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从无以数计的各式材料中，刨掘出公私信函，爬梳剔抉，觅得第一二手信料（之所谓“二手”，系出联二代、三代后人的访谈及收存）。二十年如一日，心心念念，筚路蓝缕，没有一刻懈怠，始终保持热度与恒心，从旧书摊、旧市场为读者抢救下这些资料。以书信形式连缀起西南联大故事。

　　作者没有停留于材料的披露、堆砌上，而是更进一步作了整理、解读工作。这些信件按时序年头编排，逐封阐释。前一封带出后一封，信中有信，为现下的年轻读者捋出线索，提供了一个了解、认识那个年代、那些人和那些事的快捷通道。

　　下册第249页朱自清致叶圣陶信。1945年8月中旬，日寇投降了，抗战胜利，也就意味着联大三校即将结束了联合办学。眼看着返回各自平津所在地很快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然而在朱自清看来，随着人员的散去，耗费了大量心血的《国文月刊》就将不保，“弟意《国文月刊》停了很可惜”。朱为此于9月、12月两次致信叶圣陶——与联大合办该刊的合作方、开明书店负责人，商讨对策，结果是由开明书店独立支撑下去。原是联大参与其事的四名编委，惟朱继续留任（直至去世）。使朱如此不舍的这份刊物确实是抗战时期的名刊好刊，自1940年6月创刊以来，共出版了40期，刊载了二百多万字的内容。其办刊宗旨是研究解决国文教学中的若干问题，读者对象是国文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大到如何改进大学中学的教研，小到具体文章的错病句改正，不泛浮空论，重在实用、管用、好用。要知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白话文语体文这个任务远未完成，处在新旧文化的交替中，大量问题困扰着从业者，所以这份刊物受到国内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好评和欢迎。为之撰稿的不仅有造诣高深的教授、学者，更有全国第一线的中高等学校教师。在战时经费、人手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这份刊物在联大时期就坚持了五年之久，可说是同类出版物中绝无仅有的。

　　为了收入朱自清的这两封信，讲透这个故事，作者竟将这份刊物“厚厚的四十期”翻阅了一遍。就是因了这海量的披沙沥金，才让作者拥有了别人没有的宝藏，有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发现。

　　还是下册，第222页佘长年致陈幼珍。这不是一封实寄信，是一本笔记簿中手抄信的底稿。甚至可以推测它可能并未寄出，是一份“草稿”。写信者叫佘长年，写于1946年的端午节，收信人“希俊”，作者顺藤摸瓜考证出是陈幼珍其人。陈当时在联大先修班上学，入校不久就遇到了如火如荼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她很热心，还参加了“民青”。“一二·一惨案”后，剧艺社迅速创作并排演出《潘琰传》剧目，陈饰演了潘母一角。闻一多为这积极分子题写了一条幅，上书十二字：“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这时已是1946年的5月6日，正是闻先生最忙累的时候，忙了结民盟工作，忙刻图章为全家筹措路费。这封信的内容是对陈所寄《民主周刊》及“国是宣言”的读后感，称赞她“用直接的行动来表示爱国的赤诚”，认为“自由民主是一条最正直的人类共同理想之路”。

　　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时代洪流、人心所向是什么，也看到了联大学运的影响有多大，触角有多广。作者用这封信作契机，大量笔墨花在介绍“国是宣言”的出笼与意义上，以及联大那一年的五四运动。作者在旧书摊上收来这个簿册，还居然找到了它的主人之子。这个本子可能父亲从未对儿子说起，也不知何时早已弄丢了。信上所要寄达的“希俊（陈幼珍）”听都没听说过。作者追讨真相的功夫，可见一斑。

　　如前例所示，这部书里所收信函，除了知名人士外，也收了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要道出某个侧面某条信息，能反映一定的史实，便有价值和必要。相信作者收存的联大信件远不止本书容括的这些，作者将这些而非那些收进来的用意，应是照顾到联大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吃穿住行、教与学乃至业余消遣，如集邮、下围棋、打桥牌、收古董、淘旧书、摆地摊等等，展现了联大师生丰富多彩的情趣兴味及困窘百出的生活状况。

　　作者占资料之富集，由衷之热爱，将包罗万象的信件集束成册，所讲皆有实凭，事无巨细，靡有不知，左右逢源，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可谓一位“联大通”。不过真要讲好，亦殊非易事。实在说，这其实也是个蛮有“风险”的活儿。且不说这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信函，语体文体多样，有公文套话，有老式的礼数用语，有一大堆的敬词、谦词、陈词、冗词等等，与现代汉语是有一定距离的；再加之信主当时所处的环境、情势、背景，要将信件的前因后果、人际关系、牵扯当事各方的纠葛等讲清楚委实不易。

　　试举一例，下册第266页蒋明谦致胡适的两封信。蒋写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物理系的薛琴访助教打抱不平。蒋薛二人一个学化学，一个学物理，当年在北大一起去拜访过胡适。后来蒋出国深造，而薛一直在北大继而联大，到联大即将复员北返的1946年，薛已在原地踏步了16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腿疾。这个病乃是其1941年被派往联大叙永分校，一路辛苦劳顿风邪入侵，患上小儿麻痹症所致。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又没及时医治，造成终身残疾。他也只是行动不便，并未耽误工作。但是就在拟定北返人员名单时，系主任饶毓泰竟打算不再续聘薛了。薛为此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长信，哀哀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及未来的不良后果。远在美国的胡适不知邮路漫漫，还是欲与饶保持一致，迟迟未复。薛转而求助北大学友蒋等人。在美读博并受聘美司的蒋很快致信未来掌北大校长的胡适，为其求情。但事隔半多月仍未得片语只字，于是再次表示，“切望学校当局对于此事作一个贤明公正的处置”，言下之意把薛丢下不管就是不公不义。北大经八年战乱人才不继，正谋复兴，蒋这样的人才正是渴盼延揽的师资之一。蒋深知这一点，也曾答应回去效力了，但见前信石沉大海，遂改变策略：欲迎还拒以退为进，赌说自己要重新考虑回不回北大。信写得软中带硬，绵里藏针。他的仗义执言最终使学校收回成命，使薛不致流落边陲，后也在北大作出了一定成绩。

　　严格说来，薛之疾实乃工伤，理当照顾。蒋急人所急，有胆有谋，展现了同侪间纯真的情意，对弱者切实有效的扶助。是人，都会有疏失犯错的时候，虽贵为教授也难免。解读这些信件时，作者似乎不吝溢美。可以理解作为晚辈后学，生恐对前贤有什么大不敬。其实大可不必，严肃的学者只服膺真理。王浩说过，“在联大，谁也不怕谁”，这封信生动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让我们见识到联大时代民主的风气，人人平等。小人物可径向大人物求教求助，既会曲语又敢讥刺。大人物也能低下身段，垂首倾听，从善如流，有错必纠。

　　提倡民主也躬行民主，闻一多这一点尤为突出，详见下册第320页。客户来取印质疑是否为闻亲刻，闻对客户谦逊有礼，说如印章艺术方面没让他们满意要道歉。但不可怀疑作品的真伪，因身为献身民主事业的人“什么事都要做榜样的”，以此来加重说话的分量。真诚真实是闻先生最宝贵的品格，也是好作品的力量，更是信函的特有价值所在。

　　本书收录了不少照片，有的是首见，极难得。最喜的是装帧，那么厚的书，却可以平铺开看，深得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