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郝维亚作曲的中国首部科幻歌剧《七日》于前不久在北京上演。该剧讲述未来某个时刻，艺术家司徒睿陷入创作瓶颈，同时也面临死亡。女科学家郦尧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新”了司徒睿。司徒睿的恋人楚荞对此感到无法理解。创作者以此展现出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探讨了人类生存的意义。

　　郝维亚1989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于吴祖强教授博士班，曾参与创作了1997—1999年央视春晚部分音乐及歌曲。之后，从影视音乐到奥运歌曲，从上海世博宣传片配乐到北京申奥宣传片配乐，从音乐剧《兵马俑》《花木兰》到续写歌剧《图兰朵》的最后18分钟……郝维亚的作品逐渐受到业内外的关注。

　　初见郝维亚，和想象中的感觉不同。采访前的沟通中，听声音以为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真正坐在他对面，才发现仅以声音来判断一个人实在有些武断。眼前的他没有预料中的学究气质，也没有音乐家习惯性的手舞足蹈，相反，他给人的感觉有些低调，甚至安静。他说话语速极快，言语开门见山，严谨却不失幽默，没有客气恭维的“片儿汤话”，犹如他的作品——写意凝练、率真动人。

　　如果说《图兰朵》是普契尼一生最后的辉煌，那么对于郝维亚，则是他创作生涯绚烂的起点。最佩服郝维亚的一点，就是这位中国音乐家居然给普契尼“圆场”。是锦上添花，还是狗尾续貂？对艺术创作而言，往往见仁见智，难以达成共识，唯有用时间来检验。但不管怎样，敢于迈出尝试的步伐，本身就彰显出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一种气魄和胆识。

　　问及这位严肃音乐的作曲家是否会听流行音乐，郝维亚说：“流行音乐不一定通俗，写好了一点儿也不容易；交响乐、歌剧也都有其自身的魅力，只要你的作品能被大众接受，能打动人心就好。”

　　郝维亚还曾受邀创作原创音乐剧《兵马俑》《花木兰》。他始终肩负着自己赋予自己的某种使命感，“中年老成”的心态让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郝维亚身上，总是能看到“70后”的那份责任，无论工作还是创作，他始终都有自己的思考，他坚持了半生的理想，也将继续坚持下去。

　　创造中国歌剧新样式

　　科幻主题探讨人的价值

　　问：您为什么写科幻歌剧？

　　郝维亚：我记得前几年看过一则新闻，韩国围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围棋”比赛，以1∶2败北。当时我就觉得，AI（人工智能）太厉害了，人类的天才也无法战胜它。碰巧我和国家大剧院的韦兰芬聊天，她去国外参加了一个歌剧会议，注意到西方歌剧的选材越来越集中在未来世界、绿色环保等热点话题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加上此前创作歌剧《画皮》积累的经验和信心，便开始创作《七日》。眼下AI已应用到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了。人类离不开科技，我想这也是科幻的主题，是这部歌剧所要探讨的问题——如果有一天AI全面替代了人类的大脑，那么，我们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问：《七日》是中国首部科幻歌剧，与之前的古典歌剧相比，您在创作时有哪些不一样的想法？

　　郝维亚：如今中国歌剧繁荣发展，在数量上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而我们也希望能在题材和样式上有所创新。《七日》这部科幻歌剧借鉴和引用了著名的文学与音乐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片段、理查·施特劳斯《死与净化》的音乐片段、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的音乐片段等。在抽象的主题与具有经典性的音乐风格中，我们对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的孤独、挣扎发出了拷问。同时，这部剧采用了“半舞台”的方式，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取能创造出一个有意思的新的歌剧样式。《七日》是我提出“中国新歌剧”这个概念的第二部，上一部是2018年的歌剧《画皮》。我想尽可能地选择新的题材，采取新鲜有趣的叙述方式，不去过多地依赖舞台视觉手段，相信音乐的力量。

　　不局限于乐谱构想

　　更完整地掌控舞台

　　问：您认为歌剧音乐有哪些独到之处？

　　郝维亚：在歌剧中，音乐的表现力、音乐的层次并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以音乐表现戏剧矛盾冲突，这也是最难的。我们很多作曲家的歌剧音乐写得太好听了，剧中好听的歌曲、咏叹调一首接着一首，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写得太多了，反而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留不下什么印象。

　　问：您个人对舞台音乐的配器有没有偏爱，铜管、木管、弦乐，更喜欢哪一类？

　　郝维亚：可能有的作曲家对一些音色、乐器有自己的偏爱，但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所有声音都是有意义的，所有器乐都是有意思的。

　　问：作曲家创作歌剧时是否会考虑到演出的舞台效果？

　　郝维亚：不想当导演的作曲家不是好的歌剧作曲家。这是一句戏言，但是我发现，从19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开始，歌剧乐谱上出现了大量作曲家亲自标注的舞台调度内容。在《阿依达》最后一场的乐谱中，威尔第清晰地写着：舞台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上面是歌唱的僧侣，中间是忏悔的公主，最下面是将被埋葬的阿依达和她的恋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细节时，感觉比那些美丽的音符还带劲。对于歌剧创作，我绝不仅仅局限于在总谱上标注一些构想，而是希望更完整地掌控舞台，呈现作曲家对舞台以及对戏剧的想象和理解。比如创作歌剧《画皮》，我在总谱上详细标注了“站定”“转身”“开唱”的位置。当需要营造凄惨的氛围时，我会写上，“弦乐的第三拍开始营造一个持续20秒的孤魂野鬼状态，从场外伸进剧场里一根管子，里面传来呜咽的哭泣声。”排演时我会和导演沟通，告诉他这些标注是我的想法，你可以不去理会，也可以参考。

　　问：您曾续写《图兰朵》，这就有点儿像高鹗续写《红楼梦》，本身难度很高，又很难被业内外认同。您在续写时有哪些想法和突破？

　　郝维亚：那是在2006年，指挥家陈佐惶老师给我打电话，说2008年是普契尼诞辰150周年，国家大剧院准备制作一部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希望由我来续写。我听完真有点儿蒙。《图兰朵》是普契尼最值得称道的歌剧之一，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是他晚年的绝唱。续写《图兰朵》难度太大了，但这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我个人认为，呈现给中国观众一个真实的图兰朵远比去颠覆她重要。在这部歌剧中，卡拉夫王子和侍女柳儿都有著名的咏叹调，但图兰朵却没有堪称经典的咏叹调。柳儿之死和卡拉夫的真挚与勇敢让冷酷高傲的图兰朵变得温柔，以此为基础，我创作了属于她的咏叹调《第一滴眼泪》。这是图兰朵情感的宣泄，因此应该比她刚出场时的那种强势更柔和，旋律更优美。另外，我在咏叹调中加入了柳儿的元素——图兰朵哭了，是为爱而哭，为柳儿而哭。续写《图兰朵》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希望所有人都听不出来哪些是普契尼的原作，哪些是我的续写，只有找不到我，我才算成功。

　　问：您根据蒲松龄的小说改写了歌剧《画皮》，西方的歌剧形式如何与中国的古代小说融合？

　　郝维亚：我创作歌剧《画皮》，是把西方的歌剧与中国的京剧相结合，用中国民乐演奏，戏曲唱腔与歌剧唱法相互碰撞，以现代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超自然的奇幻故事。从题材上，我也想通过现代的手法将历史与当下有机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其实是有些“洋”的，但这种“洋”也不是刻意而为。这或许是由我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决定的，我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十年学，毕业后又留校工作。尽管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中国的民间音乐，但毕竟缺乏乡村、民间的生活经历，所以不太会写那种纯粹的民间风格的音乐。不过，我的导师吴祖强先生说过：“一个中国作曲家写的音乐总会具有中国风格，不可能写出纯粹西方的东西。”虽然我在旋律上更多地选择了西方浪漫派的音乐语言，但这种“洋”的含义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国的现代音乐。

　　想写出好听好看的歌剧

　　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问：您觉得中国的歌剧如果想要有更大的发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郝维亚：西方歌剧艺术是到了莫扎特之后，开始蓬勃发展的，因为音乐的形态从复调走向了主调，这更有利于戏剧性的表达。他们积攒的经验和那些伟大的作品值得中国作曲家去研究。同时，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对我们来说也特别重要。我觉得，歌剧在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实是创作者自身的问题，所有的创作者都不要去指责观众的欣赏能力不够，而要问问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只要大家都有做好的决心，更多地借鉴和分析经典歌剧的方式、技巧，研究戏曲唱腔和唱词的关系，研究其塑造人物的能力和手段，研究中国的文学，从剧本、歌词、音乐到舞台呈现、指挥、乐队，都用更有力量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歌剧就会进步。

　　问：您身为作曲系的教授，具体怎么教学生创作歌剧？

　　郝维亚：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的作曲技术理论教学，是要把和声、曲式、对位法、配器“四大件”分门别类归纳好，而我开设的“歌剧分析”这门课程，又要把这“四大件”混在一起，帮助学生综合运用自己所学的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史的知识去创作音乐。说到底，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创作出更好的音乐。

　　问：作为学院派的作曲家，哪些音乐大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郝维亚：谈到受谁的影响，一般人肯定都会说，喜欢肖邦、李斯特、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我现在想到这些大师，还是会有少年时代的心潮澎湃，但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儿不一样——几乎所有艺术史上优秀作曲家的作品我都必须去听、去学，因为我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必须多听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不能有太多自己的偏爱。我深刻理解这些伟大作曲家作品的意义，也了解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他们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

　　问：您在歌剧创作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计划？

　　郝维亚：我特别想写一部能让大家都买票去看的歌剧。据我所知，在音乐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法国，古典音乐的市场也仅占整个音乐市场的1%，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做古典音乐的人，多少都有点儿悲壮的色彩。我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论调——歌剧已死，今天这个时代还需要歌剧吗？不得不承认，歌剧的黄金时代早就结束了，但我们有着深厚的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学的传统，让歌剧与本土更好地结合，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也是歌剧的出路。所以我想写一部好听、好看的，让大家都喜欢的，有中国风格的歌剧，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这是我的理想。

　　郝维亚自述

　　古典音乐在当下

　　仍然有重要价值

　　在我年轻的时候，写交响乐、歌剧不赚钱，但我总要生活，所以开始写影视剧音乐。后来机会渐渐多了，一路走到现在。电影音乐和歌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生活原貌，无论角色的心理节奏还是观众看到的影像，都是对生活的高度模仿；歌剧则不以忠实反映生活原始状态为核心。

　　我喜欢电影《哈利·波特》的音乐。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还在坚持用古典音乐的方法去创作，这一点很伟大。电影工业发展迅速，很多作曲家早已开始用电音表达情感了。这并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旋律写得好，就能够支撑各种形式的电影。《哈利·波特》的演奏乐队虽然非常老派，但是作曲家调整得好，表达出了不同的情绪氛围。这也说明古典音乐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实不同的音乐各有其表现力，要根据画面和环境选择不同的形式。比如电影《泰坦尼克号》一开始时，镜头在深海中下潜，耳边响起深沉的低音——那种低音是无法用乐器来实现的，这时候电声演奏就发挥出作用了。不管是古典音乐还是电声演奏，都应该用在适合的地方。

　　我个人感觉，电影音乐是在为导演服务，作曲家不能用个人习惯的方式去创作，而是要尽可能地去达到导演的要求。2015年，电影《西藏天空》获得了第30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我和这部电影的编剧阿来、导演傅东育都是好朋友。西藏题材非常吸引人，但为这部电影创作音乐并不轻松。之前我去西藏采风，开始时对高原反应还不以为然，但真正到了那里，才知道像我这样的微胖身材，对体能确实是很严酷的考验。

　　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电影配乐。这部电影用了捷克作曲家莱奥什·亚纳切克的作品，我也很想写一些包括四重奏在内类似的作品。亚纳切克是我很喜欢的作曲家，他善于从语言中提炼出有表现力和生活气息的音调，形成了新颖独特的音乐风格。听起来也许觉得简单，西方音乐就是大小调体系，但他的处理手法完全不一样，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他的作曲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因为做了科幻歌剧《七日》，常被问及科幻电影与科幻歌剧的区别。我觉得，歌剧肯定不能像电影那样做出逼真的效果，所以我称之为“软科幻”，是基于科幻概念，以场景、音乐营造的氛围感来对观众形成暗示。观众更多的是得到艺术上的享受，继而产生思考，而并非去看一个精彩的故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