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初次见面的朋友，他说读过我不少小说：“肖老师您别介意，我说您是工人作家，写了好多工业题材……”

　　我有些不礼貌地打断他：“您不要客气，我绝对不会介意的，毕竟我当过六年工人，这段履历没什么回避的。当然，也许有当过八年工人的作家，不愿提起曾经的工人身份，但我不是那样。”

　　前几天，跟个相熟的朋友聊天，说起个人经历的往事，我发现对方规避某些不悦的时光，说该忘记的都要忘记，凡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反对这样的生活法则，更知道人性具有回避羞耻记忆的本能。说实话，有时我也不愿回忆丢人现眼的事情。因为我是人，难以避免人性的弱点。

　　但我又是个文学写作者，我不应选择性地记住某些人和事，也不该选择性地遗忘某些人和事，还是顺其自然吧。只要不是恶意回避或假装健忘，那些事情你记住它就是了，我觉得人类的脑海里容得下几片记忆风帆。

　　譬如，我曾经的工厂，譬如我曾经的工人师傅，尽管时光远去，依然时常想起，这就叫记住了吧？我记住那些工人具有的品质，包括喜怒哀乐，甚至鸡零狗碎。这些近乎我记忆深处的“私房钱”，胜过时下黄金。于是，我想着想着，就写了这部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起初标题是《父亲的伽玛刀》，我听从晨亮和一枫的建议，改了。他俩说得对。有人，就该有雕像。有灵魂的雕像等于活生生的人。父亲和雕像就是这个意思。

　　我曾在创作谈《从往事开始》里谈到，文学写作就是呈现往事，或者说把往事投映在“现在进行时”的大屏幕上，于是，故事人物便遵循“文学时间”走到读者面前，也就无需追究是纪实，还是虚构了。

　　就这样，我写了这对工人父子：李玉福和李秀柱。这是我曾经多么熟悉的人物啊，一个是工厂的“儿子”，一个自然是工厂的“孙子”，这外号意味工人传代了。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既然在物理时间里久违了，我写出《父亲和雕像》，有幸在小说的“文学时间”里，跟这爷俩儿重逢，令人情难自禁。当然还有其他人物：认为自己“还是双脚踏在华北电机厂土地上”的电工田铭，前来道别的退休厂党委书记崔凤歧，卖了工厂地皮移居东莞的退休厂长宋桂池，以及杜玉雯、高富英和能言善辩的刘大辩……这都是我所熟悉的环境里的鲜活人物，如果说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具有辩识度的话，那么读者朋友们能否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天津人，尤其是天津工人的地域文化特点呢？这是我期待的，让人们想起这些渐行渐远的“天津老人儿”，更是我所期待的。

　　《父亲和雕像》发表后，有人问我怎么又写起工业题材了？说实话，从事写作以来，我没觉得“题材”这词儿对我有什么作用，反倒认为“题材”概念适合高校文学系和社会文学机构，要么用于教学，要么用于研究。我学写小说多年，似乎没有受到“题材”的影响，如果文学是人学，那么广义地说，我的写作题材就是“人的题材”，狭义地说就是“天津人的题材”。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工业人物，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经常想起。

　　真的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次《当代》发表这部中篇小说，《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也转载了，让我在2024年中国文学园地里崭新露面，如坐春风。谢谢编辑朋友们，也谢谢有缘人赏光阅读《父亲和雕像》，在此谨送上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