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21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如何“叙述”中国成为关键议题。本书阐释和分析21世纪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探讨对象包括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人文学科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思路、影视等大众文化中的主要现象。写法兼有思想文化评论和历史研究的特点，以“文明”为基本分析框架，对20—21世纪之交以来20余年间正在发生和进行中的思想文化实践进行观察，同时融入作者的评价和判断，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展开探讨，借此召唤认识和阐释21世纪中国的自觉意识。

　　本书尝试对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与理论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阐释。探讨对象涉及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人文思想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思路、影视大众文化中的主要现象。内容较为宽泛，但论题非常集中，那就是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当代思想文化如何重新叙述中国。

　　21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与变化的时期。这一转型的阶段性起点，大致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其时，知识界的分化与论争、影视文化的产业转型和不同学科领域的新思路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段。经历20余年的发展变化，对于如何叙述21世纪的中国，无论思想议题、影视文化还是学科研究话语，都已形成了相对明晰的轮廓，学界对相关议题和历史脉络也开始了更为自觉的整理和分析。

　　本书从最初的构想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记录和阐释21世纪转型的中国。虽然也有追踪、勾勒20年当代思想史文化史轮廓的基本诉求，但写作方式并不是一般性的历史研究，而是对正在发生中的思想文化实践进行观察，同时融入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展开探讨。在大量当下的思想文化现象和思潮中捕捉到一些主题性的议题，进而努力把握较为全面的对象轮廓，在对核心文本进行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推进相关的理论话题，这种写法使得本书兼有思想文化评论和历史研究的特点。

　　全书写作的时间跨度较长，最早的一章完成于2000年，而最近的一章则写于2020年，可以说，这是一本与2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同时进行的书。由于这一原因，各章的内容、篇幅并不均衡。但这并不是一本一般性的论文集。因为总主题“重述中国”是我在不同时间段、讨论不同对象时反复思考的问题，并且何种对象能够进入我的分析视野也是有选择的，因而总体上具有专著的统一性。事实上，这是一本曾经设想可以不断延展的书。考虑到所讨论议题的阶段性轮廓已经明晰化，此时出版这本书也就有了必要性。

　　最初有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始于2011年。那时，我刚刚完成《“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本书第一章），设想围绕思想文化界如何重新描述和构建21世纪的中国认同问题，继续写一系列文章。加上此前和同时期完成的相关篇什，做成一本研究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专著。

　　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那时我开始明确意识到，如何叙述和构造21世纪中国认同问题，与19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关注的主要是思想界和影视大众文化这两个领域。就思想界而言，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还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但通过对“文化自觉”表述群的分析，我意识到仅仅用左右之争，已经无法描述中国知识界的前沿思想理论拓展了。实际上，如何理解和阐释21世纪全球格局中经济崛起的中国，从2005—2006年开始，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广受瞩目的议题，即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话题的讨论。这一首先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界兴起，继而转入国内的话题，吸引了众多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参与。

　　对“中国崛起”的指认，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话题的方式。其中，费孝通于1990年代后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受到知识界前沿的很大关注，并经由甘阳、黄平等人的组织，形成了当时人文社科领域众多前沿学者参与的“中国文化论坛”的主要议题。我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密集阅读之后，完成了《“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一文。这篇文章将在不同学科领域展开的“文化自觉”论述，称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表述群，并通过对诸如“中国文化论坛”、汪晖的思想史研究、甘阳的政治哲学研究、王铭铭的人类学研究、赵汀阳的世界制度哲学研究以及韩毓海的世界史研究等的主要观点、分析思路、理论资源和研究诉求的分析，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知识界的中国叙述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打开的理论视野。

　　这对我是一次高难度的挑战，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视野。在此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知识界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已经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写作的初衷本无意于卷入左右之争，而是希望以思想史的观察者身份，描述和记录中国知识界前沿话题的内在逻辑和问题意识的变化。我采取的是一个年轻学人可能采取的最温和的介入方式，那就是观察、倾听、理解、思考、阐释，先了解事件或议题的内容，知道人们在谈论什么、如何谈论，然后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方式加以整理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时隔多年以后，这些当年写下的文章，不仅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者学术思考的推进，也可以视为记录和见证当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分析史料。

　　与此同时，我也在持续地关注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主要现象和叙事变迁。如果说知识界思潮还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的话题的话，那么对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大片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关注，则是我力图去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无）意识的主要途径。侧重讨论在后冷战/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电影的产业机制转型和关于中国的叙事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一种被称为“中国大片”的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开始成型，并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国际和国内文化市场认知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主要叙事形式。如果说我在《“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中指认出的是一种阐释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那么，这些电影大片也在同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叙事模式。两者所构建的中国形象，都具有跨越古今、统合内部历史断裂与多元构成的叙述诉求。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尝试以“文明自觉”这一范畴去加以描述的内涵。

　　虽然本书的构想起源于2011年前后，但对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的思考与写作，在时间上还要更早一些。这也是收入本书的另外三篇文章，即《世纪末的历史救赎之路：解析“反右”书籍热》（第四章，2000年）《“没有屋顶的房间”：读戴锦华》（第八章，2000年）和《重述当代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与红色怀旧》（第十七章，2003年）。从写作时间的相近可以看出，这属于另一个序列的文章。当时我正处在从读博士研究生到刚毕业当老师的这段时间，而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则是我对文化研究这一批判性研究路径的尝试。

　　这三篇文章也是我突破文学的专业视野，把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作为自己自觉思考对象的研究起点。

　　2011年10月，我得到了一次特殊的出国交流机会，到日本神户大学交换教学一年。旅居日本对我是一段难得的学术假期，也是一次寻求国际性参照并开阔视野的学术调整期，许多问题和思路开始重新聚集组合，但思考21世纪中国叙述这一基本问题却从未停止。也正是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我花费了较多时间研读日本当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史的书籍，特别集中系统地看了一批与日本战后史密切相关的海战电影。

　　2012年9月从日本回国后，因为当时正着手的一个课题项目急需完成，我的主要精力转向有关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研究，直至2018年完成《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我构想中的21世纪中国叙述问题，与《书写“中国气派”》这本书在研究主题上有直接关联，许多新的想法也同时实践在那本书的写作当中。

　　在几年前的思想探索中，“文化自觉”还是一种指向并不那么明确的中国主体性诉求，而在这个时段，用沟通古今、打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的“文明（体）”来描述21世纪中国的特点，已成为知识界论述中国和大众文化理解中国形象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我在2017年写作《“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时试图加以明确的理论议题。

　　2013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温铁军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书评。分析这本探讨危机治理的经济史著作，在一些关注我的师友看来，这种跨学科似乎也跨得太远了。我关注《八次危机》的重点，是它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重新叙述当代中国史，特别是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视野中探讨经济危机的成因和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对于我这样的关注当代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而且借助这种批判性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可以更为深入地反思当代文学与文化问题论述的基本前提。

　　可以说，正是对叙述中国这一总体性问题的关注，使我突破学科和专业限制的跨界思考成为可能；而意识到不同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这个总问题上似乎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相近的“文明自觉”思路，则是我广泛阅读的基本动力。

　　回顾全书各章节的写作过程，如果将2000—2003年视为初始阶段，2009—2011年视为明确阶段，2015—2017年视为发展阶段，那么2018—2020年写作的另外六篇，则可以看作收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