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立秋》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党委副书记芮宏说，从《惊蛰》的万物初醒到《立秋》的果实饱满，不变的是那份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立秋》塑造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栩栩如生、可爱可信的一批人物，绘就了一幅改革浪潮之下普通中国人奋勇搏击的生动图景。小说以新时代文学形式对于乡村振兴、城乡共融、共同富裕等问题给出了非常真挚而且非常切实的回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对杜阳林的新作《立秋》给予充分肯定，赞赏其以朴素的语言、扎实的笔法写出了“不忘初心”的主题，小说人物在成长历程中始终保持内在世界与情感底色的纯粹。他认为作品成功捕捉到了改革脉搏与乡土精神的变迁，展现出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时代质感，小说的纪实色彩让文本富有辨识度，彰显出作家还原时代标识的高超能力。
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新样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肯定了《立秋》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对作品所涉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做了深入分析：首先，当下的城乡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对乡村的负疚感和亏欠感，“这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乡村作为根系所在，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潜意识、文化构造、情感层面；最后，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在现代性中的新地位，城市不再是唯一发展方向，乡村不再仅仅是被抛弃的对象。李敬泽呼吁，乡村写作需要有新的眼光和表现手法，以更为成熟和从容的态度处理丰富的素材。
文学母题与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三年前的《惊蛰》讲述农村少年凌云青出走的经历，三年后的《立秋》则关注人物出走后又回归的心灵历程。他指出，从20世纪初以来到现在，“出走与回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母题”，杜阳林用《立秋》这部新作延续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许多经典作品对此的探讨，这也是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所在。凌云青这一人物形象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与蜕变，成为对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深刻对话的生动载体。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指出，《立秋》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同时承载着深厚的社会学意涵。凌云青的经历映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史和一代人心灵史的互动。他还提出，路遥之后，以中国城市为背景的改革故事中经典作品并不多，杜阳林的《立秋》成功接续并拓展了这一叙事传统。
新时代召唤新的典型人物书写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看到，凌云青不仅承载着乡土情怀，更勇于批判乡土陋习，倡导诚信、勤劳的商业精神，坚守商业规则与人道原则。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也赞誉小说对主人公凌云青形象的立体塑造，指出这一人物不仅在创业过程中展现出与时代背景的深度互动，更在处理家庭纠葛、下岗工人矛盾以及餐馆经营危机时，体现出深厚的乡情与无私助人的精神。“凌云青尽力在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包括家乡的人，还有兼并企业下岗的人，展现出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感，使人物形象尤为独特且饱满。”
因扎实而丰沛因真诚而动人
《惊蛰》与《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奋斗过程中的苦辣酸辛，让有着同样农村出身和进城经历的谢有顺深受触动。他同时看到，杜阳林的写作没有一味展示苦难，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始终在苦难之下寻找生命的亮色，寻求一条解脱之路。凌云青不仅与过往的苦难和解，宽恕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甚至回馈爱意。他的经历展现出一个身上具有丰厚乡村遗存的人，进城后如何面对自己，完成自我重建。
“《立秋》首先的意义是对于杜阳林个人的意义：对生命过往有一个交代，起到一种疗愈的作用，这是他写作的精神动力。”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敏锐地捕捉到杜阳林小说创作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动因。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同样看到，杜阳林的创作动机源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回望，这种回望与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形成个人、时代、社会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织呈现。杜阳林的小说既是个体经验的书写，也是对特定时代风貌和社会现象的深度反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阿来代表四川作家协会在发言中表示，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作家杜阳林的支持，更是对四川文学的扶持。《立秋》作者杜阳林说，“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起落奔涌的时代，无数激荡人心的故事上演，很多人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在文学前辈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想呈现已经进城的一代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城市对梦想的追逐、他们在城市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离感，于是有了《立秋》。”杜阳林坦言自己的创作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机遇，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立秋》、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走进磅礴的时代，去探寻在时代中人性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