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比钢枪还要硬的意志——陶纯长篇小说《仪仗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仪仗兵》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是军旅作家陶纯深入三军仪仗队，扎根营盘数月，并构思多年创作的热血力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是一张中国名片，给世人留下了完美的印象。这部小说以仪仗兵李振杰的成长为主线，以卢天祥、耿长明、吴青江等仪仗兵的人物形象为肌理，以仪仗兵的日常生活、训练任务和情感起伏为血肉，刻画了仪仗兵永不服输、永远争第一的进取精神，书写出了仪仗兵的成长历程和精神品格。

　　历时两个月扎根仪仗兵军营

　　感受青春的激情、军人的力量

　　2016年春天，陶纯得到了一个走进三军仪仗队的机会。他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我虽然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军龄的老兵，比当时仪仗队里面任何人的资历都老，但我却像一个新兵一样，怀着异样的心情、别样的感觉，有点儿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地驻扎进了北京西四环外那座神秘的军营。”

　　前前后后大约两个月，陶纯每天和仪仗兵接触，看资料、做采访，在同一个食堂就餐。正课时间，士兵们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他经常驻足场外，近距离感受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每天傍晚和早晨，陶纯都要围着操场散步，耳边回荡着歌声、口令声、脚步声、军号声，内心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军人的力量。“训练场上，他们千万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正步走，向右看。也许单调、枯燥，但这个动作发出的排山倒海般的气势，让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我感觉自己成了仪仗队的一员，虽然不可能入列，但与他们却是心心相印、血脉相通的。”

　　陶纯从军多年，但之前他对仪仗兵的了解也仅限于在《新闻联播》中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外事活动时那几十秒的完美亮相，以及若干年一次大阅兵的精彩时刻。有了这段军营经历，他已成为全军乃至全国作家里面最了解仪仗兵的人。他感慨道：“如果说解放军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那么三军仪仗队就是这部大书的精美扉页。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半个多世纪以来，仪仗队与国家、军队一同成长，见证了共和国一个又一个光辉的历史时刻。”

　　仪仗兵是仪仗队的魂，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代表国家的尊严，容不得有丝毫闪失，必须达到“走百米不差毫厘，迈百步不差分秒”的标准。他们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无数次的刻苦训练，饱含着数不清的辛勤汗水。在外界看来，仪仗兵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经受了强度极高的训练，其强度是对人类身体和意志极限的历练和挑战。他们是中国军队里最美的士兵，彰显着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斗志。

　　在三军仪仗队体验生活的日子，每一天都令陶纯感动。大队先后几次组织座谈会，为他提供素材，他也采访了李本涛、韩捷等数十位优秀的仪仗官兵。“这些仪仗兵在我眼里都是孩子，他们中多数人比我女儿的年龄还小。可是，他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绝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几十年来身在军营，陶纯曾无数次上高山、下海岛、赴边疆、走基层，但他很少在一支部队待这么久，下沉得这么深，对士兵们了解得这么多。“这是我三十多年军旅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他们的作品，否则良心不安。”

　　从中篇扩展成长篇

　　讲仪仗兵最独特的故事

　　当陶纯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小说时，却发现这个题材很难驾驭。“仪仗队的历史很长，延安时期就有了雏形，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小说，要从哪里切入呢？另外也是因为没有人逼我写，我也就一直拖着。”直到2022年春天，他终于能静下心来构思这部小说，明确了从1997年香港回归写起。

　　“小说开头，香港回归仪式上，中国仪仗兵精彩亮相，在主人公李振杰心中播下了当一名仪仗兵的种子。我写到了1999年世纪大阅兵、200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多次大阅兵，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中国仪仗队都向世界展示了波澜壮阔、精彩绝伦的激情时刻。2014年，仪仗队首批女兵华丽亮相，军营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再加上一批批仪仗兵的成长与奋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体框架。”陶纯说。

　　思路确定后，陶纯写作进度很快，一个多月内便完成了六七万字，投给了湖南的《芙蓉》杂志。该杂志很重视这部小说，很快以头题发表，杂志责编后来告诉陶纯，他读稿时几次落泪。殊不知，写作过程中，陶纯自己也是几度潸然泪下——这样的经历他自己以前也很少有过。同时他也觉得没写好：“我既感觉写得荡气回肠，又觉得力气没用尽，遗漏了不少好素材、好故事，留下了很多遗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发现了这部作品，他认为这样的好题材只写成中篇有些可惜，与陶纯联系，建议他把这篇小说扩展成一部有分量的长篇，把仪仗兵最独特的故事展现出来。

　　陶纯感觉难度很大。“就这个题材而言，说实话，它可能更适合写成报告文学，不太容易用小说来表达，要是好写，我也不会拖六年才动笔。”之前他曾和一些文学界的朋友提起这个作品，听者都摇头，说仪仗兵不就是踢正步吗？生活单调，甚至有些机械化，还不能有负能量的东西，你怎么才能写得引人入胜？但陶纯总觉得不甘心，在韩敬群等人的鼓励下，他终于下决心将其扩展成长篇，“无论多么困难，我都要把这个小说写出来。”

　　陶纯想起歌德说过的一句话——在限制中才显出大师的本领，只有规律才能给我们自由。这句话给了他很大启发：“写这样一部小说，难免会束手束脚，但我觉得，找准发力点，就可以自由发挥。它肯定是正能量的作品，这与题材肩负的使命有关，它有‘揭秘’的功能，但其实以前读者不了解并不是因为保密需要，而是没有人去把它写出来。最大的问题不是怎样把握度，而是怎样把那些真实的素材小说化。如果被读者认为不过是在堆砌素材，像报告文学，那这部小说就失败了。”

　　陶纯重新构思布局，投入创作。在这期间，军队作家、他的老战友余之言也提出建议：“要写好仪仗兵，就不能只展现他们的仪表、脸面，而要展现其内在的精神气质，把这支部队的传统作风、基因挖掘出来，把历史和现实融合起来，写出人生哲理，写出军人血性，写出兄弟情、战友情。”

　　呈现大量军营里的细节

　　让人物变得更加立体

　　写作《仪仗兵》的过程中，陶纯常常想起一部影响很大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他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士兵突击》如泥土般厚实、坚韧，士兵脸上是泥垢和油彩，各种武器火力全开，让人觉得酷、激烈；仪仗兵不能是苦哈哈、脏兮兮的，礼服一穿，阅兵场上一站，那眼神，那整齐划一的动作，传达的是中国士兵最具画面感的精气神，是汗水浇灌出的浪漫、凝重、血性、担当、辉煌。《士兵突击》的主题是“不抛弃不放弃”，是对弱小者的拯救；仪仗兵的主题则是“永不服输、永远争第一”，是对强者的赞美。

　　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是“成长”。主人公李振杰本来是一个不太听话、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好的孩子，当兵是他最好的出路，遇到班长耿长明，因为身材高大健壮，他有幸被选入三军仪仗队，终于慢慢成长为一个有主见、有能力、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成为仪仗队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小说中也写到了仪仗队这个群体的成长。

　　战友情，也是军队题材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不仅是互相关照的俗念，更支撑起一种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达成意志，成为信仰。陶纯强化了情感描写，在他笔下，整个仪仗兵群体不仅有了故事，更凝聚成一种精神气质。战友之间也有竞争，但在竞争中又相互激励，结下友谊。争是一种精神，让是一种胸怀。

　　陶纯认为，作品要想好读，作家得学会讲故事，得想办法讲出新鲜的故事。“一部长篇小说，头两页就得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否则人们那么忙，谁有耐心看你的小说？”

　　《仪仗兵》中呈现了大量军营里的细节：仪仗兵蒙着眼睛走出的每一步长度都是75厘米，几乎每个人的脚上都能磨出鸡蛋大的水泡，两只脚上长出二十多个鸡眼，除了正常训练，还要不停地练收刀入鞘，练嗓子。这些细节真实可信，有很强的现场感。主人公李振杰来到部队的第一天，班长耿长明给他洗脚，因为仪仗兵靠脚工作，这是惯例。如果此时读者还不能完全理解其深意，那么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李振杰的脚练得变了形、走了样，大家才会深受触动。再比如，耿长明像死过一回，高标准站立超过了六个小时；到后来，李振杰在军校打篮球受伤，毕业归队重新训练，也要站够六个小时。细节的前后呼应，增强了文学的魅力，人物也变得更加立体。

　　除了聚焦仪仗兵的钢铁意志，陶纯也另辟蹊径，写出了他们的伤痛和失败，这也是小说非常有意味的地方。比如，卢天祥因为踢了不听话的新兵，被“发配”到丰台农场养猪种菜，但他种菜也要让白菜萝卜整齐划一，也要雷打不动地每天练四个小时队列动作，最后终于重新回归仪仗兵队伍。

　　这本书里也写到，“仪仗兵是军人中的军人，也就是极端中的极端”。这种情况构成了象征或寓言，比如仪仗兵最主要的两个动作，一个是站立，一个是行走，这是每个人生下来就要学的东西，但仪仗兵这个群体把这两个最基本的动作政治化、审美化，进而哲学化，对于普通读者来讲，这也是值得学习和思考的哲理。

　　陶纯曾说，世界上大多数经典作品都有一个好故事，大多数经典作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比如《红楼梦》，那么多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家务事都能讲得津津有味，曹雪芹编织故事的能力太强大了。即使卡夫卡这样高深莫测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在用他独特的方式讲故事，塑造新鲜、少见的人物形象，而不是有意让读者看不懂。”他的观点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就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这也正是他创作《仪仗兵》的思想根基。

　　对话陶纯

　　少年时爱听说书人谈古

　　自己也在脑子里编故事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陶纯：我的故乡在山东省东阿县陈店村，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我家离曹植的墓园只有10公里，离程咬金的故乡斑鸠店大约30公里，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冈、武松杀西门庆的狮子楼也不过三四十公里。我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生活并不差，经常有走街串乡的说书人光顾，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听说书人谈古，自己也常在脑子里编故事。十几岁时，我得到一本卷了边、没了封面的书，一口气读完，被故事深深吸引。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这本书像是文学的种子植入我心中，为我树立了信念——只有走出乡村，才能看到更多的小说。1980年，我16岁，参加高考，被一所航空学校录取，学地勤专业。在学校就不愁没书看了，我每天都在读小说，决心当作家。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我开始动笔写作，写了四五十万字的小说，但没有一篇能发表。正要打退堂鼓，突然接到四川《青年作家》杂志的用稿通知，激动得我差点儿晕过去。我又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系，29岁毕业，回到驻山东的老部队，进入专业创作室，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

　　记者：您曾有一段时间不再写小说，改写剧本，但最终还是回归了小说创作，能否谈谈这其中的故事？

　　陶纯：我从事创作三十多年，一直诚实低调地写作。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再写令自己失望的作品，不想重复自己，因此中断了小说创作，开始写影视剧本。但是我发现，自己终究还是无法放弃对小说的追求。2015年，我写完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之后，我对自己说，如果大家认可我的小说，我就继续写，如果不认可，我再去写剧本。2016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一座营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与会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记得评论家雷达先生说，这小小的营盘是一部大历史。汪守德先生说，这部小说可能是孤立的，没有先驱，也没有后来者。从那以后，我没有离开小说创作，一直在这条路上跋涉。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浪漫沧桑》，又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部中短篇小说，直到最近出版的这部《仪仗兵》。

　　记者：您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

　　陶纯：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写作凭借的是耐力和耐心。诗人、音乐家抒写自己的情感，不一定需要丰富的经历与深刻的观察，少年成名会相对容易一些。而小说家则不同，通常都需要具有丰富的阅历与长时间的思考，才有可能写出惊人之作。

　　记者：写作之余您有其他爱好吗？

　　陶纯：以前，除了读书写作，我几乎没有任何爱好。直到2010年，我搬了家，家门口有一座小公园，有一片湖，很幽静。一天早晨我心血来潮，沿着湖边跑了几圈，感觉很好，从此喜欢上了跑步。只要天气不太差，每天早晨我都会到公园里慢跑四五公里。另外，我清闲时喜欢下厨，厨艺马马虎虎。做饭，好吃是硬道理。由此我想到，写小说，好读耐读是硬道理。

　　（图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