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董微微 天津社科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是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征程上，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才能更好积蓄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激发发展的澎湃动力。

　　闫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对天津而言，“改革开放先行区”是重要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靠深化改革释放要素活力，靠开放增创新优势。

　　董微微：是的。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培育更多新动能。从长远看，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制度供给成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从当下看，经济循环的流转、畅通，需要以改革开放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比如，在天津，企业“拿地即开工”已成常态，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发展“加一把火”；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任务全面铺开，通过扩大开放，引入国际高端服务供给，带动服务业转型升级。依靠改革打通循环的堵点，依靠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也正是在“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

　　闫丽：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10周年。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也要依靠改革，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和京津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围绕实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您认为，应如何在协同发展的大棋局中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

　　董微微：谋求更大发展，需要把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把区域内其他各方的资源运用得更充分。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更深层的利益调整、关系重塑、优势互补。如今，京冀企业资质资格可以在天津直接生效，很多服务事项也在区域内实现了“自助办”。天津港主动适配三地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与河北省港口形成有效分工，成为深度连接三地的海上门户。发展实践证明，一些显性和隐性的壁垒正在被破除，区域开放程度更高。这种抱团式发展，要求更精准的资源对接、更有效的优势互补，既需要以改革倒逼发展、推动发展，也需要在开放中实现共赢。

　　闫丽：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是发展的成功实践。向开放要活力，要在“高水平”上下功夫。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带来更大机遇、更广空间，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的是敢闯敢干的闯劲、先行先试的创造。

　　董微微：的确如此。对于高水平开放，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规则与规制，是管理与标准。换句话说，高水平开放体现在开放的通道更畅通、环境更优良、平台更高效上，也意味着要扩大制度型开放。去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入选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试点，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有句话叫“站在地球仪旁思考问题”，构建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推进高水平全方位制度型开放，才能进一步在开放中赢得优势和主动。当然，高水平开放打的不是“单项赛”，而是“全能赛”。致力于构筑互联互通大通道、塑造开放包容大环境、打造服务辐射大平台，夯实的是基础支撑，提供的是强力保障，让开放成为一座城市最鲜明的标识。

　　闫丽：改革开放成效如何，很多时候要看经营主体的活力怎样。近年来，一些大型外资企业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需要就地设立研发机构，但进口研发设备大多关税较重。对此，滨海新区探索“保税研发”模式，免征相关税费，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奔着问题去，盯紧细处发力，改革发展的成色自然更足。

　　董微微：统筹抓好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致广大”，解决共性问题、根本性问题，也要“尽精微”，激发“经济细胞”的活力。无论推动外资外企“引进来”，还是支持本地企业“走出去”，靠发展的硬实力，也靠城市的软环境。有些时候，一流营商环境的打造、企业难题的破解，不是靠一版方案就能解决的，需要在微观层面不断深化细化具体举措。天津去年出台的“17条”和“29条”措施，其指向都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这些措施在支持民间投资、多层次沟通等方面实现迭代升级。点面结合，致力于消除经营主体的痛点、堵点、难点，改革红利就能更多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