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戏改”，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改革工作，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确切地说，只是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新编的历史剧，二是“旧瓶装新酒”，以传统戏剧（主要是京剧）的形式和唱腔表现现实生活（包括现代人的活动）。仅以我少时所了解的情况，应该说在新编历史剧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有成绩的，而在“旧瓶装新酒”方面，总的说来收效不大，但作为一种尝试，也不能说是白费力气。它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改革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辈艺术家们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在新编历史剧方面，延安平剧院（即京剧团）先后创作演出的《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几乎人所共知，至今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首先是依据了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有关章节。这为剧本再创作的成功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再者是编创人员多是具有深厚艺术造诣的内行，他们对京剧的脚本与演出相当熟悉，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演起来京戏味很浓，如果再加上比较称职的演员，那自然就很有看头了。

　　不过，当时因我年龄太小，在解放战争期间，只在乡村戏台子上看过一场业余演员《风雪山神庙》的演出，效果自然不会甚佳。而我久久渴望看到的《三打祝家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才在济南大众剧场看了来自上海的一个京剧团的演出，已可谓“大饱眼福”了。

　　在我的故乡胶东解放区，编创新剧本的风气也很盛。如京剧《闯王进京》就是胶东文协负责人、著名剧作家马少波编剧，胶东解放区最具实力的京剧团演出的。我直到1949年春，才在莱阳看到这台大戏。其内容可想而知：大顺起义军经过苦战，斩关破寨攻入明朝都城北京，随即腐化堕落，在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下很快颓败。李闯王不得不仓皇退出北京。胜也忽焉，败也忽焉，给后世留下了深长的教训。但时过七十余年，观剧的具体感受已经淡化，只有李自成部下大将，也是剧中腐化分子刘宗敏的一句台词依然响在耳际：“周遇吉那小子射了我一箭！”周遇吉，明朝山西宁武关守将，顽抗而阵亡。

　　在“旧瓶装新酒”方面，无论是从文字评价，还是我亲眼看戏所感，应该说都是成功概率很小的。我看过本分区文工团演出的几出武装小戏，领导干部说的是传统京剧老生的韵白，四平八稳，造作感很重，而青年战士由俊扮小生担当，以小生“娃娃腔”应工，听起来非常不适。我本来是个少年京剧迷，但这时竟也悄然地离场了。与此同时，我从当时解放区的期刊《胶东文艺》上读到评论文章，当读到“旧瓶装新酒”时，作者也不客气地提出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村妇救会会长思念在前线作战的丈夫——解放军连长。她傍晚在窗前唱起反二黄，咿咿呀呀有气无力，与唱词的内容，更不必说是与主人公的身份都不合拍。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甚至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也许是个别的例子，但也说明当时在以传统形式，尤其是唱腔运用方面，还没有找到比较协调、令人喜闻乐见的合适途径。

　　对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以传统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比较成功的经验，那时的“旧瓶装新酒”，显然是过于生硬而没有理得很顺。如在动作中程式化的痕迹仍然很重，没有达到生活与艺术化的较好统一；唱腔没有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造；道白也没有进行适度节奏的自然处理。当然，尚在战争环境中，客观上也无暇细加“打磨”，难免视听上都不大舒服，如果将其视为新旧结合的过渡现象便不足为怪。

　　不过，那时的艺术家们便提前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舞台上焕然一新的新局面，开始探索以传统形式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努力。据我所知，就在我的故乡胶东，有为之努力的革命艺术家，倒在了黎明前的血光中，他们是可敬的前辈，在艺术追求上，也是我们值得永远怀念的领路者。

　　延安“平剧”

　　少年时在故乡解放区，我的“藏书”中，有一本延安出版、胶东新华书店翻印的《毛泽东印象记》，这是我高小毕业时全县会考所获得的奖品。书中收录了除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之外的美国记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等访问延安写下的访问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印象记，特别是爱泼斯坦对主席看戏时的种种情态描绘得真切、生动，细致入微。

　　印象记中说，当时延安周末是经常演京戏的。那时叫“平剧”（因北京改为北平而易名），所以京剧团也叫“平剧团”。除新编剧目《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外，也常演一些传统的经典剧目，如《打渔杀家》《三岔口》《法门寺》等。毛泽东主席尽管是湖南人，但也非常爱看京剧。据爱泼斯坦所记，凡是他来看戏时，几乎都能看到毛主席的身影，而主席在看戏时的种种表情，每每引发了他的浓厚兴趣。

　　我所记得的，如：当主席看到比较悲苦的剧情时，也会不自觉地擦着眼泪；当看到逗人发笑的演员表演时，主席甚至会笑出声来。如对《三打祝家庄》中丑角祝小三的某些表演，尤其是《法门寺》中刘瑾叫他的忠实仆从、太监贾桂坐下时，贾桂执意不坐，说是“站惯了”，主席笑得合不拢嘴。而当看到一些各种风格的武打戏时，如《三岔口》在情景里“摸打”，《石秀探庄》中的“帅打”，《闹天宫》中眼花缭乱的打，主席看得都非常专注，表情却并不尽同，有时还沉入凝思。与其说作者是看戏，不如说主要也是在看他们的采访对象毛泽东主席。

　　事情过去了七十余年，我在回看爱泼斯坦等的访问记及其相关实录，可谓感想良多：一方面对当时延安在那种简朴清贫的环境中，仍然十分重视文化生活与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领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从观剧过程的反映中亦可见出某种光色；另一方面还要感谢当时有良知、有诚意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笔，记录下时代的烙印与历史人物的音容心迹，在尚未有更科学采录工具的上世纪40年代，他们热心地做他们可能做到的事，是职责，也是一种贡献。否则，当我们回想起当年，定会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现在，我的追叙也可以说是一种再记录，感到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