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白俊峰惠赠新著《从来爱物多成癖：北宋收藏文化及其观念摭谈》，该书从收藏小视角看宋代大社会，对我很有启发。随后，他以《故人在江湖：查礼与清代天津盐商艺术生活研究》书稿见示，并嘱作序。读过书稿之后，我觉得这本书的研究内容与前一本书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通过艺术品——收藏品探讨人的思想观念、艺术行为和价值取向，即“透物见人”。我认为，需要注意与思考的，是这本书在研究内容、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色。

　　首先，这本书的研究内容，副标题说得很明白：查礼与清代天津盐商艺术生活。作者毫不掩饰对“艺术生活”这个词的喜爱，他认为，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几乎都可以纳入该范畴来讨论，大体不脱创作、鉴藏、赞助，这恰是本书的叙事逻辑和基本架构。全书以水西庄查氏第二代查礼为研究重心，他亦商亦官，还拥有诗人、画家、收藏家和艺术赞助人的多重身份。作者将其与天津盐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放到清代前期天津城市由地方军事中心向地方行政中心转型的过程中去观察，揭示出“南人北上”与“南画北渡”两条艺术脉络在天津交汇后，一个由盐商主导的艺术现象生成、演进的过程；以寓津盐商为核心，在天津本土建构了一个有别于庙堂的“艺术江湖”。全书的叙述架构，旨在探索一种艺术与社会互动的文本范式。

　　白俊峰对我说，他的研究可以归到艺术社会学的方向上，大体上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艺术品与艺术家、收藏家，把艺术活动放在一个更广的空间观察，而不是单纯进行艺术品分析和人物介绍。循着他的说法还可以进一步发现，艺术品在流通领域里转化为收藏品的过程，这个转化过程及结果，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取向和作品特征。他认为，水西庄收藏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实则查礼“委托”朱岷创作的作品，“莽苍萧瑟夜雨意”的审美与艺术表达，是“委托”者的思想情感。这样，朱岷的画作在现实社会中，成了查礼艺术生活的“道具”。

　　其次，这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实物、图像（拍摄的、印刷的）、文本(著文的、口述的)三类，同史学的史料一样，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傅斯年《史料略论》）。围绕研究目的和内容，作者对研究材料进行了大范围穷尽性的调查与收集，为论证过程和研究结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对查礼绘画作品的研究，深度挖掘图像材料，极大地弥补了实物和文本的不足。查礼存世绘画作品极少，作者经过数年的调查，在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海宁市博物馆和各地拍卖会先后发现了6件。作者又在天津博物馆藏20世纪早期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拍摄的书画摄影玻璃干版底片中，发现了10幅查礼的绘画作品，今已难觅真迹，且鲜有专门研究。作者对这些绘画作品的形式、内容、钤印、题跋等详加描述、考证和辑补；将图像与实物、文本整合成一个图像系统，对揭示查礼绘画作品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解释绘画作品所表达的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研究方向的学科定位，致使该书对研究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判断与评估，与文物学、历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书中记叙的天津博物馆藏《雪景寒林图》流传经过，最能说明问题。

　　该书第一章“南北交融”说，此画传为范宽之作，安岐之前归梁清标。安氏所藏大部分归入清廷内府，其中包括《雪景寒林图》。这幅画见证了清代以来天津地区艺术鉴藏史的全过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雪景寒林图》是否出自北宋范宽之手，文物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涉及文物“真伪”的问题。“传为范宽之作”《雪景寒林图》是“南画北渡”的实证，不仅表达了作者对此画的认知，而且体现出艺术社会学研究并不对艺术品、收藏品的文物真实性作出权威的判断，而是需要对艺术品、收藏品与个人及社会复杂关系的真实性作出正确的评估。

　　1981年，张叔诚将一大批珍贵文物捐献国家，《雪景寒林图》成为天津博物馆藏品。张叔诚称，此画在明末清初被天津的安仪周收藏。安死后由其子孙卖出，当时的直隶总督买走了这幅画，将它呈献给乾隆皇帝，后存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抢走了大批珍贵文物，《雪景寒林图》也在劫难逃，被外国士兵拿到书肆上拍卖，幸被他父亲发现，以重金买下带回天津，成为其家传之宝。该画从清宫流传到张翼（张叔诚之父）的过程，除张叔诚口述外，没有任何史料。对此作者表示，张叔诚关于该画流传过程的记述，于细节处存有大量“留白”，尚不能作为标准的史料来看待。这种认识与史学“孤证不立”所强调的史料完整性，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再次，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是历史语境下的分析。书中多次提到的“第一历史”现场，就是“历史语境”。作者认为，尽管我们难以回到“第一历史”现场，但历史简单说就是已经消失的生活，文学也罢，艺术也罢，都是生活的不同“切面”。对于“查礼与清代天津盐商艺术生活”研究，需要尽可能地将实物、图像、文本回归到已经消失的社会生活“切面”里，从而解读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历史语境下的分析，特别强调历史维度之于解读研究材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研究对象回归到最初出现的历史事实（即“第一历史”现场），实现历史维度的转换，为解读社会历史提供一个新的出发点。例如，全书开篇推出富有镜头感的历史场景：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查礼过楸坻，徐汇川司马镌“戎马书生”印相赠，查礼无奈地说：“烽火红朝昏，席砚难自主。”军务繁忙，处境险恶，爱好藏印对他来说，已经近乎奢侈，也只能“闲偷翰墨娱，忘兴老兵伍”。在历史想象中进行历史解释。又如，该书用较大的篇幅研究查礼画梅作品，作者将每幅画梅作品上的题跋作为复原“第一历史”现场和历史话语的文本依据，故而在辑录画梅题跋上花费了很多功夫。历史语境下的分析与考古学研究的情境分析颇为相似，“历史语境”（“第一历史”现场）类似考古情境分析的“情境”，特别强调原初状态的时间、空间维度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本书在没有被读者阅读之前仅仅是个“文本”，读者的阅读使“文本”转化为“作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用自己的认知去解读这个“文本”，于是“作品”的意义便在读者的头脑中产生出来。读完《故人在江湖》书稿，我有种新鲜感，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很好看，文笔也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