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之宏阔、想象之瑰丽、思考之深邃，在《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中体现得酣畅淋漓。作者吴昕孺眼中的李白，幽默风趣、浪荡不羁、纠结挣扎……归根到底，这是一个身在诗歌里、亦在尘世中的李白——因其挣扎而无比真实。诗歌并非逃脱外界纷扰的避风港，而是内心矛盾、痛苦、纠结、悲伤的集中记录。

　　这本书是小说，又不只是小说。“本书中，凡牵涉李白的史实皆有本可依。有些史实在学问家那里颇有争议，我则根据本书的写作逻辑和人物需要，选择我认为可取的说法。”它是严谨的，有学术著作的质地；它存有想象，有小说的纷繁；它又从心出发，有几分与散文相近的样子。它还是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使用书信体，是吴昕孺的别出心裁。信件，是承载心情感受与灵魂重量的最佳载体。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李白与杜甫的友情是串接情节的主要线索。李白是写信之人，倾诉者；杜甫是收信之人，倾听者。各种自剖、自省、自嘲甚至自虐，构成一个丰富多元而又完整自足的李白。

　　在信中解读诗歌，是吴昕孺令人物形象傲然挺立的独特通道。“《望岳》固然是一首豪迈之诗，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首穷愁之诗。”书中的李白认为，诗作首联写的是泰山的雄奇，更写出帝王的威权。李白的干谒、杜甫的科举，都是攀登之举。“会当”二字则是李白与杜甫二人与“绝顶”的距离永远无法被缩短的证据。故而，“望”的表面是希望，本质是失望与绝望。作者最后总结道，“一首诗若只是豪迈或穷愁之诗，皆落第二乘，唯有于豪迈中写出穷愁，于穷愁中凸显豪迈，方为上乘之作”。贺知章的名篇《回乡偶书二首》也被李白激赏不已。“他没把诗当诗写，他和孩子们嬉戏，和门前的湖水说话，他写出来的句子就像风声、雨线、鸟鸣、花香，将沧桑与历练打磨得纯然一派天真。我们写作追求饱满、丰腴，贺知章追求的是真朴、瘦淡。我们争奇斗艳、天马行空，他则锋芒尽敛、陶然忘机。我们拼命要将刹那整成永恒，他却悄然让永恒回归刹那。”刚过不惑之年的李白遇上解甲归田的贺知章，是蓬勃与淡泊、激越与平和、积极进取与回归自我的邂逅与碰撞，为人与作诗之对比带来的冲击何等强烈。

　　为何会写李白？“我忽然灵机一动，杜甫给李白写了十二首诗，如果李白每收到杜甫一首诗，就给他回一封信，用这十二封信来讲述自己的一生，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文学观念、思想演变、情感历程等，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吗？”书信如一条贯穿李白一生的主线，被郑重拎起，牵系着的是一个与李白同样挣扎、痛苦并艰难呼吸、艰难哭笑的大唐。大唐让他受困受伤乃至受害，但是李白心中一直装着大唐，他深知大唐就是他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缩小版的大唐，都有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我们所谓的宏图与理想里，固然有过兴旺与繁荣，难道不也时时陷入灾祸连连、兵荒马乱之中？这变故迭起、险象环生的现实状况，难道不也是我们自己内心图景的折射与反映？”这既是对时代的深深认同，又是无法摆脱的宿命，是与生俱来的烙印。与大唐同呼吸、共命运的李白，也光耀着大唐。

　　“李白，是我内心深处一个难以解开的情结。写李白，是我作为一名写作者交给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本书的创作是吴昕孺另一种形式的诗言志。在虚构的大唐里，他不是用自己的诗歌来言志，而是借助对李白的诗歌，以及和李白有过关联的诗人作品的诠释与解读来言志。它是现代人对诗人的牵挂与遥想，对波谲云诡、斑斓多姿的历史之眺望与想象。

　　这本书写出了群星璀璨、各有追求的大唐，写出了诗歌与酒精交融、碰撞的大唐，写出了繁荣为表、腐朽为里的大唐，写出了诗人四处碰壁、官僚尔虞我诈的大唐。当然，写出各有模样的大唐，是刻画、描摹李白的副产品，并非小说家的主要目的。只是，写着写着，大唐就不自觉地从笔端流淌出来而已。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才称得上引人入胜的创造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