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在儒学的影响下崇尚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谓“抒下情而通讽喻”（班固《两都赋》），对“上情”的批评尤其不能用直率表达的激浊扬清，于是，真的猛士在沉默中爆发的诗篇也就较为少见。而那些婉而多讽的篇章，多是委婉得连讽喻都近乎找不见，因此，那躲藏在言外语意之中的讽喻，究竟存在与否，有时都成了问题。解诗一旦类似于猜谜，就难免把迂腐怀疑成深奥，或把邃密误认为浅薄。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就曾专列“拔高或贬低”一节，专门论述读者对诗作主旨的误解。

　　关于“拔高”，周先生举了岑参赠杜甫的《寄左省杜拾遗》诗后半：“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尾联字面是说朝廷圣明没有不足，使岑、杜这样的谏官自感无用武之地。有人评价这诗阿谀颂圣，但纪昀却说是“愤语”，有见于言外的讽喻。周先生认为诗人“感叹自己老了，却在做小官，羡慕在青云中高飞的大官。在这种羡慕里正含有向上爬的意味，那恐怕只会歌颂圣明，怎敢去得罪王朝去谏争呢？所以‘圣朝无阙事’该是替唐朝掩饰的颂圣之词，而不是什么规讽了。纪昀的批语，没有联系上两句，是把末联的含意拔高了。”他注重上下文语境的整体，本来很必需，但对上两句的分析似乎可以商榷。赵昌平先生《唐诗三百首全解》说：“见花落而悲白发渐生，望鸟飞而叹青云无路，顿然可见出一种含蓄的悲愤牢愁。”简洁切中，可证周论之失。赵又说：“正因其牢骚发得含蓄，大凡以‘温柔敦厚’诗教为标准的古代选本，多录入此诗。”更具见地。何况，岑参又怎会送给杜甫一首肤浅的颂圣诗呢？可见，纪昀指出岑诗具有讽喻的内涵，并非拔高。

　　善意地揣摩诗人隐含的讽喻之意，虽然有时也不免落空，但相信更多的诗人本不甘心把诗写得轻佻肤浅，很多诗的讽喻之意，需要读者用心发现。钱珝《春恨三首》其一：“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销尽，始得丘迟为一招。”写南北朝时梁国将军陈伯之任江州刺史时治理混乱，被朝廷申饬调查，遂举兵叛变，逃往北朝魏国，后来梁国文士丘迟写信劝他南归，信中表示陈伯之叛变后，梁国宽容，其家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且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宜归来，其诚恳使陈深受感动，终于南归。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曾批该诗“完全抛开了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等重大方面，只就私人生活，且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发挥，好像陈的南归，意义只限于免于高台爱妾之销魂，立言就非常不得体……虽然也有情致，但是并无眼光。”这恐怕是没有看出该诗的言外之意。且不说陈伯之这种庸才叛徒的南归对国家政治等重大方面究竟有没有可观的意义，该诗既然只选私人生活的微小视角，庶几有诗人自己的眼光。

　　首先，这组诗的题目“春恨”，是站在高台爱妾的角度来言情。她的春恨何在？是嫁给了一个逃跑的负罪将军，终日生活在无望焦虑中，本不知将军何时能回来，也不知将军回来时其实不仅是为了她，还惦记着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她漫长的春恨的结束，不是因为负罪将军的反躬自省，而是因为毫不关己的丘迟的一封信。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更关键的，这是三首一组诗，其二写独守闺房的女子思念远戍未归的丈夫的春恨，其三写永巷宫女期待君王临幸但旧恩不再的春恨。都是女性的悲哀，只是第一首写得更为曲折深隐，更富言外讽刺罢了。再如赵翼咏王昭君诗：“远嫁呼韩岂素期，请行似怨不逢时。出宫始觉君恩重，临去犹为斩画师。”从字面看，诗人在替昭君感恩，迂腐肉麻，不符合昭君应有的心理。但是，赵翼是否有言外之意，字面写昭君感恩，隐含着对君王的讽刺呢？仔细想来，斩画师与君恩重虽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我们对讽喻的有无仍不敢妄加武断。好在这又是一组诗，其二咏杨贵妃：“鼙鼓渔阳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末句仿佛玉环正对着唐明皇冷笑、苦笑。两首同读，政治漩涡中女性的悲哀，以及君王的无能就显而易见了。这组诗的题目是“古来咏明妃、杨妃者多失其平，戏作二绝”，诗人既标榜自己要发表持平的正论，那就应不离温柔敦厚的宗旨，但他又说自己是俚语戏作，那就很有可能别有狡狯机关，这语气之中，是否也含有对读者的暗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