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忘年交朋友，“铁嘴”算其中的一个，我们是在圣修堂茶馆喝茶时认识的，那时我二十岁出头，在县电视台当记者，他六十多岁，刚刚退休。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坐在一堆退休老人中喝茶，是奇怪的。这群老人，最大的九十多岁，最小的六十多岁，主要是退休教师，也有老干部，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一位早年当过县长的老人。坐在他们中间，就是坐进了老家的近代史，家乡近百年来发生过的各种故事，他们都是亲历者。这对于爱听故事且偶尔还想写上几笔的我，无疑是很幸运的事。我早年许多小说的源头，都来自于此。
最先接纳我的，就是“铁嘴”，他与我同姓，而且族谱上的字也排得上，最主要的是，他觉得我收集那些历史故事的行为很难得，非常符合他的价值观。于是就和我聊天，逐渐将隔桌的我，拉入到他们的茶桌上去。这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茶馆内堂老板专为他们设的这张长条桌上，十几个座位都按年纪和受尊重程度排了顺序，各自有各自固定的交椅，先前我坐在邻座，偶尔过来搭讪想浸进来，但始终如一滴水滴入油中，被礼貌而坚决地排异出去。
而“铁嘴”，无疑是非常好的融合剂，通过他的介绍，我俨如交了投名状的落草人，在山寨的席间，也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是敬陪末座，但至少也算入了茶馆五老七贤们的圈子。
在这个小圈子中，“铁嘴”前辈注定是一个中心人物。他早年是县城房管所的所长，世人只知这是个职小权大的油水岗位，却不知权力的前提是责任和凶险。富贵之人，必有刑格，这句看相的谶语，就是“铁嘴”讲给我听的。他说：“万事不要只看表象，不能只看贼娃子吃肉，不看贼娃子挨打，官亦如此！”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正是有这样的认知，他是当所长最久而没出事的仅有的一位，他的前任和后任，要么是因为受贿，要么因为公房私租赚差价，都去吃不要钱的饭了。唯独他，安全退休，拎个水果罐头瓶改制成的茶杯，坦然进出茶馆，既不怕有仇家拦路唾面，也不担心自己一坐下，周围人纷纷卷杯逃逸，身后耳语指戳。这些，恰是某些官员退休后，不愿意在任职地生活的原因，有些人，一退之后，就郁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铁嘴”对自己能平静地喝一杯安生茶，很满意，甚至有些小小得意。
他工作中，可不是没有矛盾和争斗，就像神枪手的名头，必是来自战场。“铁嘴”的大名，也不是在菜市场跟小贩砍价砍下来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房地产概念，几乎所有房子都姓公，其中绝大部分住房都在房管所手上。这看似庞大的资源，被县城十多万人口这个分母一除，就变得稀缺而渺茫，我从出生到读高中，全家四口挤在十三平方米小屋的经历，让我自幼知道这一点。当时的房管所，要用五个锅盖子盖十个锅，每天要应对各色被房子逼得猴急的人的焦灼暴怒或阴阳怪气，没有点闪转腾挪的本事和铁嘴铜牙的硬功夫可是不行的，这位曾老的“铁嘴”称号，也是那个时候得来的。我曾听人讲过，他一天之内摆平十几拨人无败绩的辉煌战绩，眼前闪过的是有些人把电线杆骂弯的场景，于是主动向他讨教吵架的秘诀。我并不是想学骂架技巧，而是想听故事，据说当年他曾凭几句话，就让拿着县里最大首长批的条子来要房的人，当场把条子吞了下去。
为了听故事，我特意请他喝酒，他愉快地答应了，并点了县城老街的映月酒家，他说那里的连锅汤不错。
那天他很高兴，给我讲了很多吵架的趣闻。比如，他通常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他说，凡是一冲进来面红耳赤、老血上头的，不要看他气势凶，其实是最好对付的，因为人一冲动，智商为零，他把所有能量都用来做表情了，程咬金三板斧，砍完之后，就如吹气老虎泄气成了兔子，早前有多凶，事后就有多㞞。给他泡上茶，让他先发泄一通，甚至摔杯，摔完也基本就输完了。
另有一类，是心中憋着一堆道理，一副先礼后兵的架势，操着一副“你不……我就要……”的句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类人稍难对付一些，你大可以先听他把道理讲完，说得越多越好，话越多漏洞越多，一旦露出个小破绽，就抓住它，将它咬定并扩大，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直至他崩溃为止。
真正最难对付的，反而是那些不吵不闹满眼忧伤的人，只说自己的困难与不易，让你觉得每一句解释和推诿，都是一种罪过。
但房子只有那么多，房管所所长能做主的，其实很少很少，他真正做得更多的，主要还是解释和安抚工作，这个难度其实蛮大的。你想想，把一个心怀绝望与愤怒的无房者，说得满怀希望心情平和地离去，没点本事怎么可能？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他从头至尾直至退休也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没有给任何不服的人留下话柄。曾经不止一个威胁要将床铺搬到他家去的人，在去他家看过之后，实在找不出多余的位子，只得悄悄收了兵。
他的家我也去过，在县自来水公司家属楼上，“套二”的老房，只是现在儿女都已自立门户，老伴儿也于前些年去世，而略显得宽松一点。如果是当年人口鼎盛时期，这套小房子的局促，足以化解许多人的不平之气。这至少与人们想象中“房管所所长”该有的房子不匹配。
这是他战无不胜的原因。
他和我的爱好相近，收藏了从创刊号开始的所有《讽刺与幽默》报纸，厚厚的订成几本。他还集齐了家乡所有的文史资料和包括邻县在内的多本县志，后来他全送给了我。他说他原本是想给家乡写点东西的，后来手开始发抖，精力也不济了，就托付给我了。我也因此有了本县唯一一套从创刊就开始的文史资料。
我在县电视台待了四年，就和他一起喝了四年茶，偶尔兴致来了，就去映月酒家吃份连锅汤。每次吃得兴起之时，他就会说起他去世的老伴儿，说他的妻子如何如何的漂亮和温柔，只是厨艺不行，啥都做不来，只会做连锅汤，白水煮萝卜和肉片，加一点葱花起锅，最初吃得痨肠寡肚，后来吃得津津有味，再后来就吃得泪眼婆娑。直至最后，成为一种执着的念想、一种本能，一到饭馆，不用开口，老板自会安排。
连锅汤成为他的宿命，即使在后来他续弦再婚，找到一个很会做菜的嫂子，他也常点连锅汤。
再婚的妻子比他小十多岁，年轻时也是出众的漂亮人，到老也干净体面，并且做得一手好菜。他们结婚时，在家摆了一桌，全是她亲手做的，我有幸成为八位宾客之一，亲临品尝，并发自内心地为老前辈高兴。那天的桌上，有蒸鱼、炖带丝、凉拌兔子肉和卤豆腐，唯独没有连锅汤。
那晚的酒喝得很畅快，大家借着酒劲儿，纷纷提醒，让他不要把“铁嘴”的本事，用在新夫人身上。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铁嘴”前辈过上了体面而快乐的生活，衣服穿得干净整齐，脸上也有了红光，连手里的水果罐头茶杯，也变成了双层钢化保温玻璃杯，每天照常来喝茶玄吹。至中午，夫人就到茶馆来喊他同路回家，手里拎的菜和身上穿的衣服，每天都不一样，令一起喝茶的诸老们羡叹不已。
这样美好的场景，没维持太久，一年半之后，他们散了。
对着一锅连锅汤，我问起他们分手的原因，老先生眼神里流露出的既有悲伤，也有遗憾与不舍，更有咬牙切齿的决绝。
不出所料，一切都因为儿女，以及那套房子。
女人再婚，有绝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儿子，三十未婚，好不容易交了个女朋友，女方要求也不高，至少要有个落脚的窝吧？于是将自己那套房子做了新房，自己嫁个老伴儿，搬出来住，一切矛盾似乎就迎刃而解。
但这对于“铁嘴”老先生的儿子，却是个不好接受的现实——有个后妈照顾父亲，自然是好事，但原本属于他的那份权益，说白了就是房子的继承权，就被这个后妈横空夺了去。如果照以往单位效益好，他也不在乎这些，而后来单位不景气，他也下了岗，拖着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老婆随时心理不平一副要弃船而逃的架势，让他彻底失了淡定，于是和父亲摊牌，他希望父亲能把那套房子处理了，他要其中的一半，也即是他母亲的那一份，拿去做生意挽救自己的家，父亲那一半，他爱给谁就给谁。
如果父亲还有别的住处的话，这个要求也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当了半辈子房管所所长的父亲，甚至连公租房都没给自己留下一小套。卖了那套房，老人就没地方住——住儿子家？一个人倒是可以，但如果两人去，继母、儿子、媳妇和孙子，在儿子那套憋屈的房子里，会挤出什么样的热闹场面，实在不敢想象。
在失眠了很多个夜晚之后，他最终做出了一个父亲的选择——牺牲自己，救儿子。新老伴儿默默流着泪走了。他们分开之后半年，对方还来给他送过衣服和家里早该换的拖把，而他木然地说：“用不着了！”
他的眼神很坚定也很冷硬，让旁观的我们发出了一屋子的悲叹声。
有人小声对我说：“但凡他当年为自己留一套小房子，也不至于有今天。”
最初，我也是认同的，但事隔多年再回想，也觉得并不一定。
之后不久，我启程到成都打工，渐渐断了与家乡茶馆的联系，偶尔去坐坐，在一天天变少的老茶友中，也再难见到老先生的身影。
几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在大街上远远看到一个身影，是“铁嘴”前辈，戴着那顶熟悉的蓝呢帽，穿着那件结婚宴席上穿的米色风衣。
我高兴地追上去，想拉着他去吃饭，映月酒家虽然拆了，但连锅汤想必还是有饭店在做。
当我追到他身边时，看到他背上贴着一张纸，上书一个联系电话，说如果老人回不了家，请帮忙打个电话。
这是本地失智老人的标配。
我想拉住他，但伸出的手却定住了。
我实在太害怕他认不出我了！我又害怕他认出我来。
我定在街中，像定在河中的一块木头，任周围的人如河水带走落叶一般，将那个身影带走……
这是十多年前那个春节发生的事情，这其间，我回过上百趟老家，但关于“铁嘴”老前辈的事，一直没敢问。从内心来讲，无论他死去还是活着，都不是我希望听到的消息。我有时甚至会像其他茶友叹息的那样想，当年他要是多给自己留点什么，会不会更好一些？但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