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家的故事带有“津味儿”，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许多作家也会主动展示“津味儿”，以凸显地域特色。给人的感觉是，“津味儿”对于天津文学就是无需讨论的事。但仔细琢磨，情况不是这样，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其一，什么是“津味儿”，本质是什么，是民国时期就有，还是新时期以来才有的，是否在变化；其二，“津味儿”能否被“移民”天津的外地人习得，是不是越浓越好；其三，“津味儿”与同类的“京味儿”“沪味儿”“广（东）味儿”等相比，有何共性和特殊。查阅资料，上述内容被讨论得并不充分，也更无共识。此前很多研究者把肖克凡作为“津味儿”作家的重要代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很多作品“津味儿”十足，非天津土生土长的写不出来。

　　肖克凡从事写作多年，可被纳入“津味儿”的作品很多，现仅以他近年中篇小说的合集《天津小爷》《蟋蟀本纪》为中心，谈谈上述问题。

　　肖克凡大部分故事都依托于天津“民国想象”。天津建城虽久，但并未形成辐射全国的文化，直到民国时期大量报纸杂志的创办发行（据统计，1927—1937年在天津创刊的报纸杂志多达296种），才逐渐建构起城市的形象。经过多年累积，目前终于形成“民初天津—奇闻”和“抗日天津—谍战”两大想象。清末民初是天津有史以来的高光时刻，领时代之风骚；抗战期间，天津沦陷，但激烈的反日活动在地下从未停止。这是天津与其他城市相比的独特之处，此前成功的“津味儿”作品，都是在这两个想象上生发的。肖克凡干脆把故事时间拉长，打通了民初与抗战，将两个想象同时展出。小说《天津少爷》写的是大直沽首富祝家三代人的经历。祝家以漕运起家，配合了天津城市的“前史”。祝显驰假托读书却住在娼寮，后来还娶了妓女、生了儿子，气死了祝老太爷，荒唐不羁，但恰与民国天津的想象相符。他因私藏枪支，死于日军宪兵的刑讯逼供，又与天津抗日发生关联。可以说，《天津少爷》中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民国时期天津想象形成一种对照结构。此外，《天津赌徒》《津门谍影》都是依托于“五大道”或“三不管”的华洋混杂，最后把矛盾冲突集中于抗日暗战。

　　民国故事多讲奇人怪事，这是肖克凡“津味儿”小说的标配之二。一些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津味儿”经典的作品，如《神鞭》《三寸金莲》《蛐蛐四爷》《铜嘴大茶壶》等，都讲究一个“奇怪”。肖克凡不遑多让，在“奇”与“怪”上做足了文章。比如《天津俗人》开篇第一句就是：“天津自从明朝建卫，奇事还是不少的，尤其开埠以来成为华洋杂处的水陆大码头，八方人马一拥而来，可谓全神下界，奇事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瞠目结舌。”（这句话也印在《天津小爷》的封面上）接下来读者可以预料到，神秘莫测的人物和匪夷所思的事件即将登场。民国时期天津奇人奇事层出不穷，并非作家刻意强调，而是确实如此。天津是利益集中之地，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的每次更迭都意味着社会局面的动荡，波及经济文化和三教九流，涟漪不断。肖克凡的故事无奇不有，《天津大雪》写的是抗日，却用了身份互换的梗。来自于“三言二拍”的巧合手法，放在别处就“巧”得令人怀疑，而在肖克凡的小说中，没有巧只有更巧，毫无违和感。

　　肖克凡小说中第三个“津味儿”来源是地域文化。天津不同时期的建筑和海河上的桥梁，令人乐不可支的方言，各种风俗、饮食，共同构建了天津的地域文化。关于天津的知识，非本地人可以从文献考察和实地采访习得，但毕竟不是从小熏陶，隔了一层。对于这些内容，在天津出生成长的肖克凡极其熟悉，所以挥洒自如，左右逢源。打开肖克凡的小说，“津味儿”语言扑面而来。方言，他不是有意识地“写”，而是无意识地“说”。对非本地生长的作家来说，或许可以学习天津方言，但不是“母语”，使用上差别就很大了。

　　如果在一篇小说中具备上述元素，读者就能闻出一定的“津味儿”了。由此来看肖克凡作品中的“津味儿”是很浓郁的。但是，仅做到这一点，可能只是完成了一个“规定动作”，因为能够达标的作家不在少数。肖克凡“津味儿”的特点，就在于他又多走一步，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了“自选动作”。正如“津味儿”是近代天津以来的产物，那么，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肖克凡根据自己的经历，对“津味儿”进行了个性化的调配和拓展。

　　在他的小说中，多了对天津“大杂院儿”的想象，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49年后的天津“大杂院儿”，看似与“民国天津”发生了断裂，天壤之别，但并非如此。一个城市的气质（如果有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变化的。“大杂院儿”不是简单的新空间，而是“民国天津”的延续。或者说，是视点的变化：大城市不光有达官贵人的府邸，还有市井细民的住处，天津有小洋楼，也有“大杂院儿”。民国时期天津的贫民大多生活于“大杂院儿”，1949年后也经历了改造，但空间和人物关系没变。因此，肖克凡用“津味儿”的手法写“大杂院儿”，开拓了新的题材选项——“津味儿”也不一定只是民国时期天津所独有。相反，过度开采“民国天津”的两大想象，可能会造成同质化，不是重复别人就是重复自己。当然，对于肖克凡来说，写“大杂院儿”很正常，因为所谓的“民国天津”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对“大杂院儿”却非常熟悉。肖克凡在《天堂来客》中，对“大杂院儿”做了勾勒，“这座大杂院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的天堂巷，毗邻旧日租界闸口，也算是有历史的地方”，“住在大杂院的男人们，五行八作，神仙老虎狗，有家具五厂的油漆工、第三铝品厂的冲压工、自行车厂的电镀工、变压器厂的锅炉工、红旗运输场的起重工……社会主义处处有亲人，大家都是阶级弟兄，还是难免出现小矛盾。大杂院十二户人家，超过魏蜀吴的三国演义”。相比起“民国天津”传奇的天外飞仙，肖克凡的天津“大杂院儿”，充满了生活的油盐酱醋茶味儿。

　　“津味儿”与“大杂院儿”的结合，看起来是空间变化，实则是理念的转向：从能人异士到小人物。《蟋蟀本纪》中，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的天津“大杂院儿”，通过一只“单鞭”蟋蟀，串联起几家人的境遇，写出了另一种“津味儿”。“大杂院儿”天津中，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远超“奇闻”和“谍战”视角中的天津。小人物的故事中也带有“传奇”和“战斗”，延续了“津味儿”一以贯之的特征，但增添了荒诞色彩。蟋蟀本来是被扫除的“四旧”，但因为是治疗造反司令儿子隐疾的一味药，所以在地下流转。发配到农场的妈妈生病了，为了筹措药费，“我”把珍贵的蟋蟀“单鞭”卖掉，但到了农场发现蟋蟀漫野，饥饿的人们以之为食。小小的蟋蟀，带出了五味杂陈的时代和个人。“大杂院儿”里的人情味儿，正是肖克凡挖掘出的自己的“津味儿”。

　　更进一步说，“津味儿”的概念实际包含两个可能性：可以是鼻子闻出的，也可以是舌头品尝出的。二者之不同正如臭豆腐号称“闻着臭吃着香”的道理。鼻子闻出的味道更直接，也更近大众化；舌头感受到的味道，才是更个人的。可以说，民国时期天津的“津味儿”是一种集体怀旧的“老味儿”，而“新味儿”则需要每个作家进行新的开拓。

　　像对待非遗一样看待老的“津味儿”是没错的，要保留和弘扬。同时，又要防止审美疲劳，毕竟从常理看，读者喜欢“老味儿”的同时，也是接受“新味儿”尝试的。对于作家来说，创造新的“津味儿”是一种使命，毕竟所谓“老味儿”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回到个人史，寻找、表达个人体验到的“津味儿”，这或许是肖克凡的创作带来的重要启示。他守正创新，从学习传统到延续传统，最终成为了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