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河、潞河、卫河三条长河历史上曾在天津依次交汇，携带着三岔河口的烟火气，经望海楼，随后在“长亭外、古道边”的吟唱中，蜿蜒成S线，把大地画为一幅双鱼图。其中，一鱼眼处为熙来攘往的老城厢的鼓楼，另一鱼眼处就是现在弥漫着咖啡味儿意大利风情区里的华世奎旧居。

　　这座旧居是华世奎晚年的住所。整座建筑为联排别墅，位于民主道与北安道交口，平面成L形，地上二层，设有半地下室和阁楼层，开以roof窗（音译“老虎窗”），坡式瓦顶，砖木结构，是民国时期意租界具有标志性的16座尖顶型建筑之一，总建筑面积约为3277平方米，建筑体积约为10800立方米。2013年4月，河北区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四批河北区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华世奎出生和结婚的地方，被称为“华世奎故居”，在现在的南开区东门内大街，早先是一处名扬津门的深宅大院。这座大院门楼高大，坐南朝北，以南北向箭道为轴，东西对称建有20多道跨院，有四合院，有三合院，大大小小200余间房屋，空中鸟瞰呈“華”字形。房屋为砖木结构，硬山青瓦。院中除正房、厢房、书房、门房外，还有祠堂、花园、私塾等。时人誉之为“高台阶华家”。华世奎进入仕途之后，就基本不在此居住，但是他的三间老房一直保留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处同族共居的老宅逐渐变为民居大杂院。到2003年，当地拆迁旧房，华世奎的老房跟华氏老宅随之湮入历史的尘烟。

　　华世奎（1864—1942），字璧臣，一作壁臣、弼臣，自署天津华七、思闇居士等。其父华承彦，字屏周，营盐为业，富藏书且精于易学，著有《学庸述易》《卫道编》《读易随笔》等，不沾沾前人成说，以诚为本，以实用为归。华氏一族自清初即领盐引经营盐务，但到光绪初年，因经营不善，已家道中落，积债高达四十万缗。正是在华承彦的苦心振兴下，才不断还清官债、民债、商债等。华世奎幼承庭训，一生学业，尤其是书学造诣，得于家教者甚多。据其言，他自四岁即从父学书，初宗颜真卿，每日必仿影20字，继则临摹各家碑帖，寒暑不辍，终生未懈。后又师从津门诗学大家杨光仪，并奉手于晚清名士张佩纶。受他们影响，华世奎不仅工书法，而且擅诗文。清光绪十九年（1893），华世奎中恩科举人，升翰林院编修，自此入京。次年，任内阁中书，后选为军机处章京，旋升军机章京领班。宣统即位，华世奎颇受隆裕太后倚重，常被召问事。及“皇族内阁”成立，再任阁丞。袁世凯入内阁为总理大臣，华世奎仍为阁丞，并被擢为军机处章京领袖，同时兼政治官报局局长。清帝退位时，华世奎在誊写退位诏书后，便遁隐津门，自号北海逸民。他先是在老宅附近的石桥胡同买了一座小楼，到1925年左右，便迁居意租界二马路五十号，即现在的“华世奎旧居”，自此更以遗民自居，而愈加肆力于书法与诗作。晚年曾手自删定并以精楷誊抄《思闇诗集》，后经门人王文光编次，石印以行世。此外，还著有《祖父母遗事存略》《先考屏周府君行述》《先妣田太夫人行述》等。

　　华世奎以书法闻于世，50岁之前专攻颜真卿，同时兼学其他堂题书家，笔法圆劲端庄、雍容华丽，深得颜书之妙；50岁之后，更海纳诸家之长，融苏轼之洒脱、钱沣之凝重，臻入纯青之境，创出朴茂刚健、厚重圆润的自家风貌。他擅长多种书体，大字重气势，小字见灵巧，而以楷书成就为最高，被书坛誉为“华体”，是民国时期颜体书法发展的新突越，也因此与同时期的谭延闿并称“颜书宗师”。在天津，华世奎则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被目为“津门四大家”，陈诵洛曾论道：“乡人论书家者，每以华孟严赵并举。”当时民间还流传有“草书三原于右任、榜书天津华世奎、核桃楷北京潘龄皋”的俗语。华世奎一生所书碑版墓志、额匾楹联、堂题壁记甚多，其中《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周悫敏天津祠堂碑》《朱柏庐先生家训》等代表作，更是学书者必宗之典范。

　　书法之外，华世奎的诗学造诣也很深。他早年苦学试帖体诗，所作颇受师生好评，以为“奥趣所到，自成妙谛”，部分诗作曾被选入孟继坤编辑的《诗星阁同人试律钞》，以供其他士子拟效。华世奎的诗境大开是在其退隐天津之后。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的官宦、商绅与书画家往往寓居或退隐天津，华世奎尤与具有较强遗民倾向者交往密切。他们以家族血缘、姻戚网络、师弟授受、同年交谊、同僚往来、会社组织等方式，曾形成一个规模可观的诗人“朋友圈”。华世奎与他们多有诗歌酬答，频频寿以诗贺，病以诗慰，临节以诗庆，出游以诗告，雅集以诗兴，亡则以诗挽悼，故其集中以寿诗与和诗为最多。此外，华世奎的政治生涯在清末的最后数年达到巅峰，他先后出任清廷“皇族内阁”与“完全内阁”的内阁阁丞，曾直接听命于奕劻与袁世凯，却戛然而止于清帝退位。之后，华世奎便将亡国的种种思绪、遗民的时时慨叹与遭际的处处悲感等宣之以诗。也因此，他的诗作字里行间又往往充盈着穷愁困苦。“愁”“忧”“穷”“痛”“牢骚”等词语，时时出现其笔下。他在《寿渠母乔太夫人八十》诗中曾自注：“余不喜谀人，又值时势泯焚，偷生视息，故罕粉饰升平、导扬盛美之作。每一举笔不觉悲悯穷愁之意自然流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世奎的诗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即以陶渊明为尊。郭则沄也指出过：“其诗如高峰出云，舒卷成绮，闲适之致，雅近泉明。”不过，华世奎对陶渊明的接受，既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时人，而是形成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三大“别调”：一是重陶诗精神而轻陶诗形式；二是重遗民高节而轻田园逸兴；三是在东篱之趣中寓有东山之志。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及溥仪被驱逐出京之后，华世奎在政治上不得已作出妥协，但是在传统文化上则更多坚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世奎在搬入意租界后，已逐渐由政治遗民变为了文化遗民。他拒绝出仕伪满，坚辞日人聘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竭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天津士绅的代表。在文学方面，他曾是影响一时的城南诗社的重要成员，与当时的朝野名流、贵族遗老或其他地方缙绅诗酒酬唱颇多；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又是当时崇化学会的主讲人员，在严修病逝后主持学会事务，提倡国故，讲授经史，还一力主持天津每年的文庙祭祀；在社会事务方面，他积极捐资赈济受灾民众，曾上书政府请求天津当局免除百姓土房与草房税捐。此外，还有两件事也可见他在当时的威望。一是参与了天津“双烈女事件”，并最终迫使当局改判，一时间轰动全国。二是他参与了天津的“禁舞风波”，造成了全国性大争论。

　　可以说，在历经北洋、民国、天津沦陷等历史时期后，华世奎的身份发生改变：由属于一家一姓的政治遗民，变为了为国家为民族的知识分子。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位于意租界的这座坡式瓦顶、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是华世奎先生在日军占领天津后的常居之所。在后人收藏的一份思闇润例里，有关于他在此居住的有趣证据。思闇润例是他用自己的号“思闇”命名的对外宣传广告，上面详细标注了不同作品的收费标准和书写要求，既有当时的电话号码，还有可以登门面谈的地址：即天津意租界二马路五十号。在这座小楼里他书写了包括“隆顺榕成记”在内的众多榜书名匾，其中尤以天津劝业场的巨幅牌匾最为著名。（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