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堂──让历史学充满魅力”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二位清史学界名宿──冯尔康先生与阎崇年先生展开学术对谈，追述古今，传道解惑，堪称学林之美谈。这次对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常建华教授担任导言人，两位导言人表示，本次对谈高朋满座，正是历史学魅力的体现。

　　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探幽发微，其领域的扩大、内容的丰富、重大的发现，都离不开观念的更新、视角的转换及长年的积累。冯、阎二位先生潜心治学七十载，对此均卓有建树。导言人向二位先生请教了九个问题，寓意二位先生事业长久、学术之路长青。

　　问答 一

　　常建华教授提问：冯先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倡导中国社会史研究，影响广泛。请冯先生谈谈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以及发展的方向。

　　冯尔康先生作答：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悄然兴起，它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学以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状况，凸显了历史学的社会文化功能。这种转化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也使历史学从“史学危机”中走了出来，摆脱了“历史无用”的消极论调，从而步入新的繁荣时期。当下，社会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深化和突破，拓宽研究领域。南开史学目前已有诸如常建华教授的日常生活史、王利华教授的生态环境史、余新忠教授的医疗社会史、许檀教授的社会经济史、卞利教授的民间契约与诉讼史等研究，希望他们能继续坚持，取得更多成果。

　　问答 二

　　常建华教授提问：满学在新时期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请阎先生谈谈对满学的治学体会。

　　阎崇年先生作答：首先我想先强调冯先生的学术贡献。应该说，冯先生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作为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当选为中国社会史学会的首任会长。曾经的一部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不关注妇女等边缘群体。辛亥革命虽推翻帝制，但民国存续时间过短，在社会史领域尚未有太多积累。新中国成立后至1976年，史学研究重视“五朵金花”，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亦受到限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冯先生开始提倡重新开展社会史研究，成为这一学科的奠基者，这是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满学研究方面，中国过去有蒙古学和藏学，却没有满学，这种情况与满族的人口基数和悠久历史不相匹配。民国时期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氛围下，满学还不能登堂入室。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也一时无暇顾及满学研究。改革开放后，满学研究的需求在国内和国际交流中出现，建立满学社会科学研究随之提上议程，我尽力推动，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了配套的研究机构，出版《满学研究》七辑和若干会议论文集。目前，一支满学研究的队伍已基本建立起来。

　　问答 三

　　常建华教授提问：冯先生在宗族史和谱牒学方面也卓有建树，请您谈谈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体会。

　　冯尔康先生作答：我的宗族史研究起初是跟着政治形势，对旧社会的宗族活动多有批判，但后来也认识到原先的观点不合理，不能根据某种情况、形势的需要来进行判断和论述，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是我研究宗族史的缘起。在过程中，我比较注重通史的研究，这也是南开史学的传统。但因学识、精力有限，我主要集中关注近当代宗亲会的研究，由此注意到海外延续至今的宗亲会现象，从而能够承担起《中国宗族通史》的清代卷与近现代卷的编写任务。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的研究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反映出他们的现实需求，从而体验到了“置身事内”的境界。我的研究经历使我认识到，现当代史的研究，不管是否自觉，都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置身事内”的关系，因此研究者应树立正确态度，在需要进行现实评价时要明确褒与贬的立场。

　　问答 四

　　常建华教授提问：阎先生不仅倡导满学，也提倡紫禁城学的研究，请您谈谈紫禁城学的研究意义和希望。

　　阎崇年先生作答：我们都说“清承明制”，可见明清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而研究明清史，故宫是绕不开的地方。巧的是，我们一家四代都在北京漂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工”，我小时候就听长辈多次说起故宫的辉煌壮丽。更巧的是，我在北京的家与故宫只有一街之隔，上学的地方也只有一街之隔，这让我对明清史和故宫抱有浓厚的兴趣，很早就开始钻研清代档案。我比较重视实地考察，为了弄清楚雍正帝办公和休息场所的距离，还自行去故宫拿尺子丈量。所以我研究故宫学，算是得益于亲缘、地缘、人缘、学缘，可以扬长避短，把自己的一点学习成果反馈给大家。

　　问答 五

　　杜家骥教授提问：二位先生已经就自己研究的专门领域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下面我想请二位先生以清史为主，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我们先请冯先生讲一下。

　　冯尔康先生作答：清朝有四个重要特点。第一，清朝在君主专制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代内阁多少还有宰相的影子，而清代的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参谋，皇帝在战略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一人治天下，也以天下奉一人，缺乏对皇帝的制约性机制。第二，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内部也有民族矛盾，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清朝根据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汉地实行行省制，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蒙古实行盟旗制，新疆实行伯克制，等等。这种管理体制的经验时至今日都值得吸取。第三，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是在清朝，特别是乾隆时代将版图扩张到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第四，某些近代化的因素在清朝已经存在，例如商品经济的发达，呈现出了一种新气象。

　　问答 六

　　杜家骥教授提问：目前对清朝帝王的研究很受关注，阎先生很早就精研努尔哈赤等清初帝王，请您介绍一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帝王的事迹。

　　阎崇年先生作答：谈到清朝的特点，冯先生说的是“果”，我说的是“因”。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帝王的努力，使清朝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使明朝已疏于管理的奴儿干地区重新被整合进大一统王朝之中，也统合了东北若干分散的部落，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文化上，在本民族的女真文被遗忘后，重新创制了满文，是阿尔泰语系中罕见的文字系统，成功保存了大量本民族的珍贵史料。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清朝也存在若干问题。第一，在“首崇满洲”的政策指导下，在京畿一带圈地占房，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抢夺民众资产。第二，八旗特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批上三旗贵族的手中，为空前的君主专制埋下伏笔。清朝的御史基本是皇帝的奴才，再没有涌现出类似海瑞这样的人物。制度还造成八旗子弟有钱有粮，游手好闲，从而被“异化”，造成这一群体的整体腐败，从而影响到清朝的存续。第三，文字狱。清入关前就实行文字狱，杀戮儒生，入关后则注重用法律控制言论、钳制思想，这种做法是秦朝以来两千年帝制时代一以贯之的。以上三个问题积重难返，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祸根。

　　问答 七

　　杜家骥教授提问：在清朝入关以后的皇帝中，最受关注的一位应该是雍正帝。冯先生在雍正帝研究的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所著《雍正传》在海内外影响很大，有请冯先生讲讲对雍正帝及其时代的见解。

　　冯尔康先生作答：我们以前谈到改革家的时候，总是谈到王安石、张居正，却谈不到雍正，可能是因为他是帝王。但我们还是要从具体的改革措施入手，对一个人做出评价。雍正的改革措施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摊丁入亩。此后国家就不必耗费巨资统计户口，根据田地数量就可以有效征税。第二，养廉银制度。根据官员的级别发放养廉银，孟森先生便认为这是近代地方财政制度的雏形，这也是清朝“近代性”的一条体现。第三，除贱为良。如徽州的庄仆、广东的疍民等，雍正帝都允许他们脱离贱籍，三代之后就可以参加科举，有利于户籍制度的松弛和思想、生产力的解放。这些改革的“近代性”，雍正帝未必能意识到，但客观上却产生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影响。虽然雍正帝在政治品格上比较残酷，但无妨于他作为杰出改革家的地位。

　　问答 八

　　杜家骥教授提问：阎先生对清十二帝都有考察，请您谈一谈对清朝帝王的整体认识。

　　阎崇年先生作答：若论对雍正帝研究之全面深入、反响之巨大，目前无人能超过冯先生。我只是对天命一朝有所了解，而冯先生的雍正帝研究贯穿了康雍乾三朝，十分不易，贡献甚巨。清十二帝中，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影响及于清朝后来的268年。需要指出，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在地形上以森林为主，满洲在入关前是森林渔猎文明，而不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文明，这一特征和与之相配的武勇精神对后来清朝建国有很大贡献。

　　清朝起初朝气蓬勃，但此后沉湎荣光。康雍乾三朝幸而有强势皇帝支撑，政权尚属稳定。但乾隆讲求“持盈保泰”，只愿顾及少数八旗贵族的利益，不思改革、振兴。随后嘉道咸三朝，其始便因白莲教起义元气大伤，随后更为外国侵略。这三帝不察己过，不求行动，更等而下之。至同光宣三朝，统治者空喊改革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维护既得利益者，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被推翻。历史是严酷的，不改革则必失其“泰”，违反历史的规律、人民的愿望、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政权必然被历史淘汰。

　　问答 九

　　常建华教授提问：请二位先生谈谈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并讲两句勉励青年学子的话。

　　阎崇年先生作答：学习历史就是要求真、求是、求新。中国史学历来有求真的传统，先秦时期的董狐、南史氏，都是为了记录信史不惜杀身。现在的青年学子虽不用冒这样的风险，但还是要做到治学求真务实。史学研究可以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为职业，也就是养家糊口。第二是为事业。第三是为生命。职业、事业，只有用生命来做，才能做好。我们在座很多年轻朋友都是未来的史学家，希望你们能够将史学研究作为终身的生命追求。

　　冯尔康先生作答：阎先生的话我很赞同。学习历史当以求真为基础，我的《顾真斋文丛》在取名时就有着这样的自我期许。让历史学充满魅力，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交给读者，还要和读者交朋友，不能摆学者的架子。有些人担忧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在我看来，历史学就是要“碎片化”，把历史做得具体，才能更好地与读者共享，例如我们现在关注的日常生活史。书写历史还需要个性化，才能在思想上给人启发，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创造力。我们还要关心民众关注的问题，例如生命史或生命安全史。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是福是祸，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司马迁、黄仁宇的例子来看，学者书写历史除了要求真，要掌握史料，要田野调查，还需要富有想象力。纸质文献也需要与图像、影像材料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面向大众，就像当年央视的《百家讲坛》。

　　冯、阎二位清史大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们的学术人生与成长历程，见证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延续、变革与勃兴。二位年届九秩的学人共话史学，整场对谈气氛热烈，内容丰富。二位先生在台上娓娓道来、妙语迭出，传递给台下聆听者的不仅是知识的浸润，更是历史学雍容气度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