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郑大圣所在的艺术世家结缘，源自11年前在南京举行的一次电影展映。那次活动中，大圣是唯一一位展映了两部电影作品的导演，一为《天津闲人》，一为《危城》，均改编自天津作家林希的小说，记录民国战乱年间的悲喜离合往事。《天津闲人》里的戏谑与黑色幽默，跟《危城》里的温婉与深情，其实都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根脉里的重要底色。这样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符码，且有着深沉的人文历史关注的电影作品，给自幼喜读历史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来，大圣一直以轻松随意的光头形象示人，然而这种“光头”，却丝毫没有带给我如京城“老炮儿”一般的油滑与江湖气息，而是一张口，就有一种深受家族血脉濡染的云淡风轻与气定神闲。这样的气质，之于一位历史与艺术爱好者来说，是极具亲近感的。

　　提及郑大圣导演，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生长于斯的艺术世家，这个从天津走出去的电影世家。郑大圣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天津人。他的外祖父黄佐临先生1906年出生于天津，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电影导演，年轻时留学英国，攻读研究欧美戏剧、电影流派。1938年回国，从事戏剧教学和话剧演出工作。1939年起投身于上海的“孤岛剧运”，创建了苦干剧团，导演了一大批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平的剧目。1947年，他与人创建文华影片公司，执导了讽刺喜剧《假凤虚凰》《夜店》等片。新中国成立后，执导了《为了和平》《布谷鸟又叫了》《陈毅市长》等多部影片。黄佐临的夫人丹尼（本名金韵之）1912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燕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戏剧学院等，后成为著名话剧演员。大圣的母亲黄蜀芹，1939年生于天津，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执导电影《人·鬼·情》《画魂》《青春万岁》，电视剧《围城》《孽债》等；大圣的父亲郑长符是著名电影美工师画家，生前任职上海电影制片厂。

　　那次展映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反复把《天津闲人》找出来观看。电影中那种融“阿Q”精神、实用主义、自嘲与自我安慰于一体的市民精神，是在所谓雅文化之外，中国城乡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度过战乱与困厄岁月的重要法宝。每次观看这部电影，总能让我想起在北京读大学时，之于天津城的种种人事记忆：在北航关系最好的同学──天津人孙凡时不时会冒出“挺哏儿的”的口头禅，第一次跟孙凡去天津，在起士林品尝美味西餐、在海河边开心徜徉，以及五大道老建筑带给我的震撼与敬畏；在天津跟中学几位女同学聚会时，女同学在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里浸润多年之后的从容与智慧，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之初，与同事兼好友周扬同游天津时，她久居天津的知识分子父母谈吐从容、气质优雅……而从祖籍天津的大圣导演的电影《天津闲人》，到平凡如我在生命旅程中接触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天津人形象，融开放、自信与世俗、灵活于一体的天津人与天津文化，在我的心灵世界里越发清晰。

　　于是就有了后来对大圣做的一篇系统梳理其电影创作生涯的访谈，收录在我的第一本书里。之后，我对大圣电影创作的守望与观察，又在他从事电影创作以来最好的一部作品──《村戏》的评论与访谈中得以延续。

　　有了这样的交流与信任基础，由对大圣创作的记录与观察，延伸至对大圣所在艺术家族的记录与观察，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大圣的外公黄佐临、母亲黄蜀芹，才从当年对大圣的报道中简单的背景话语，转化为真正进入与影响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因子。于是就有了为大圣家族，以口述访谈和一手文字编选的形式，策划出版一本书的设想。后面就有了对这些文字、影像资料的反复阅读、观看与笔记，由此形成的上万字笔记的打印文稿，至今仍然存放在我简陋书房的写作台上。对黄佐临、黄蜀芹、郑大圣这三代电影人文字、影像作品的系统阅读与观看，让我深受感动，在这些虽老旧但依然生动无比的文字、影像背后，我读到、看到的，是认真、勤勉而温情、浪漫、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大写之人”的形象。

　　就以黄蜀芹导演最重要的两部电视剧《围城》和《孽债》为例。青少年时看《围城》，纯粹就是图个热闹，不甚了了，如今再看，剧中之于人性阴暗面与局限性的种种描绘，足以让我明了所谓“象牙塔”式的乌托邦世界，从来就是并不存在的；再说《孽债》，少年时看首播，正值自己家庭变故，看到的是满满的共鸣与共通的孤独感，而这一次重看，则会在简单的个体共鸣之外，看到导演无意间记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街市的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信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有言，最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都应该将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其研究的议题、实践与具体表达当中。由是，对《一个家族的电影史》（文汇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所做的功课、访谈与文章编选的过程，就是与中国戏剧、电影百年发展进程中这个独特的艺术世家样本的每一位艺术家，隔空心灵相伴、进而开拓与丰富自己生命世界的旅程。

　　从黄佐临、丹尼夫妇，到黄蜀芹、郑长符夫妇，再到郑大圣、沈昳丽（著名昆曲演员）夫妇，这个延续三代的艺术世家，起于天津，游于英美，成于上海，而天津与上海，刚好又是中国近代以来南北两方最为开放和现代化的都市。通过这个艺术世家的成长、延续与传承的历程，也可以看出开放、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势的不可阻挡，即便在当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可能面临种种逆流，但我们对于天下大势，仍然应该持有起码的乐观与信心。